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风云激荡，各种力量迅速分化改组。围绕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种种及其最终的流产，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反映。

　　这里所说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一次差点开成了但最终却没能开成的国际会议。此事与中国颇有渊源。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著名的举行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发表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其中涵盖了由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笔者曾有幸到过一次印尼万隆，也专门去参观了万隆会议的旧址，这幢建筑物现如今是一个博物馆。站在当年各方云集的会场中，睹物思人，不免心生感慨:一个多么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当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纵横捭阖，运作各方，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旗帜，宣示新独立的各国有能力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如此，那么，在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后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似乎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由于第一次会议是在亚洲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照理应在非洲举行。各方对此均表同意。

　　1964年4月，二十二个亚非国家的外长齐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即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至于在哪个非洲国家召开，则建议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商定。三个月后，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上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办国时，争论很激烈。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

　　外交史的记载显示，中国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极为重视。1964年4月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4月18日，周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举行的集会，隆重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九周年。各国使节、亚非拉友人出席了大会。4月26日，周又亲往机场迎接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后回到北京。在万隆会议后的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间的各项事务发展顺畅，关系十分良好，自然也共同成为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重要力量。

　　然而，1964年的亚非各国，要在次年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面临着的形势极其错综复杂。根据时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曾涛忆述，有争议的问题颇为不少。

　　第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苏联可否与会。在雅加达外长会议上，印度就提出建议邀请苏联与会，中国等一些国家表示反对，理由是苏联为欧洲国家，第一次亚非会议没有参加，第二次也不必邀请。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中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论战。中印同为第一次亚非会议与会国，但中印之间在1962年发生了一场边界战争，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缝，而印度与苏联则走近。此后，印度继续坚持邀请苏联与会。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与会。阿尔及利亚有意邀请吴丹和联合国大会主席奎森萨基参加。中国坚决反对把亚非会议和联合国挂钩，指出联合国诽谤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至今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的代表是美国的代理人，不能邀请他们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