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圣经》、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以及中国儒家文明的六经等等。这些经典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历史原因是什么呢？它们各有什么类型特点呢？中国自殷商以来可以徵信的历史有三千余年，其中两千余年是在儒家经典思想主导之下。历史上人们尊信儒家经典，是因为人们的迷信与盲从呢，还是因为儒家经典中自有其作为经典的内在根据呢？

　　笔者以为，对于上述问题，应将其置于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视域之上来讨论。

　　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然而不仅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像蜜蜂、蚂蚁、猿猴等群居而且有内部分工的动物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化的动物。但这一类动物的社会化生活基本依靠其本能，这种本能千百万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动物没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类属于本能的东西很少，但却有一种所有生物都不具备的特点－－自由意志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又有两面性，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人类在不断发挥其物质生产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在创造他们的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社会化生活以不断扩大其社群范围呈现于历史。从一定意义说，人类的历史乃是世界不同族群、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不同道路、不同方式汇聚融合的过程。但人类也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社群之间存在着某种初始的、天然的敌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因此在汇聚融合的过程中往往充满着矛盾、冲突，甚至血腥的斗争。按理说，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化生活方式的同时，应克服人类自身的动物性，从而将自己造就成真正的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和精神内涵的人。然而历史向人们展示的是，在许多时候，人们创造了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创造了异常庞大的社会，但人们由于缺乏应有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内涵，因而生活在一种矛盾、冲突、争夺的人生焦虑和制度焦虑之中。

　　“经”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当人们的精神素质尚不健全即“民智未开”的时候，却已先进入了一个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生活较为发展的时代。“经”是历史上被称作“圣人”的先觉者为人们所制定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说，“经”体现一定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作用在于维持该社会的整体性和相对的一致性，使某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并在此社会化生活中培养人们应有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内涵，从而成为增强其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精神。

　　与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相比，中国儒家经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儒家经典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  经典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类型特点

　　说到经典的产生，我们有必要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 公元1883～1969年）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谈起，他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雅斯培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雅斯培尔斯所指出的现象是一个事实。问题并不在于以什么词语来概括，而是在于：为什么这一“轴心时代”会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是“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出现？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里，我们不想用一种圣人或先知的理论去解释它，而是想从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来说明它，即：技术发明对生产方式的影响，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文明类型的影响。等等。

　　在我们看来，一个民族的文明包括语言、文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要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是相当困难的。相比之下，一种技术的传播要容易得多。而某种重要的技术的应用，则足以对一个社会引起飞跃的发展，由此而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便可能同另一同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民族和国家相媲美。我们认为，在上古时代，至少在欧、亚地区的各不同文明国度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古代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民族间的战争、陆地和海上贸易等都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流和传播，这导致了各文明古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性。而这正是轴心时代在差不多的时段出现在各文明古国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如果说上述进入“轴心时代”的各文明古国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先后进入了铁器时代。具体说，希伯莱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700年，印度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7年）进入了铁器时代。

　　由青铜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的飞跃。因为所谓青铜时代，实际上一直是铜、石并用，此一时代农业工具一直停留在石器阶段。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铁将人类引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2]

　　由于铁的应用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作为军队来源的人口迅速增加，而坚甲利兵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战争的规模空前的扩大。相应地，国家机器也随之大大加强，从而对广大疆域的直接政治控制成为可能，因而国家所需要的专门的管理人才和知识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思想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要中成长起来。

　　铁的发明和使用，在物资上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精神上给人类带来了紧张与不安。生命无常的恐惧、分裂与分争，奴役和压迫，以及其他种种的肉体的与精神的痛苦，未尝不是铁器时代所赐。一方面是创造、征服和财富，另一方面是战争破坏、奴役和苦难，时代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中，愈演愈烈，不能自拔。这种情况带给思想家一种非议现实的、反抗现实的思考——对世俗的、功利的社会的反思与超拔，因而倡导某种秩序的、合理的、宁静的、乃至超越的精神生活，因此而有宗教的、道德的教派或学派。   

　　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信条：苦难出真理。各民族的经典都是各个民族的真理。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典，有其酝酿、形成的过程，起初它被某一学派或教派所尊敬和重视。随着这一学派或教派的发展壮大，它为更多的人群所尊敬和重视，成为苦难现实的精神寄托。经，是某种精神性的权威，强调一种带强制的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精神权威在于，要从精神上抓住群众，它本身即是一个精神的轴心，群众要围绕它旋转。

　　人类文化本有一定的共性特点，这就是说，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在东方也一定会有所表现，反之也是一样。但当文化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的时候，那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便会受到抑制，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最具代表性的是各民族经典所表现的精神的不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差别的社会条件和原因。

　　作为民族的经典，是其民族精神的直接反映，它产生于该民族所经历的长期而深重的苦难时代。虽然各文明民族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苦难，但苦难的类型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与西亚、欧洲民族不同点在于：华夏民族相传自上古炎帝、黄帝以下，尤其是西周以来，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但大家都认同出自相同的祖先，是相同的民族。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往往被看作“兄弟阋于墙” [3]，他们所感受的痛苦是家国变故、众叛亲离。即使被灭国绝祀，也不会有异民族间的那种仇恨。因而华夏民族当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争的苦难时，思想家所眷顾的是昔日大家族的“其乐融融”，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回到古代已有的文明：亲亲、尊尊、和谐、秩序。

　　而西亚、欧洲的战争是在异民族之间进行的。他们所感受的痛苦是被异民族征服、压迫、奴役的痛苦。在精神上他们需要创造出一个上帝，并通过先知来宣布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以此来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并且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他们必须强调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抗争的精神。

　　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当华夏民族与西方民族面对苦难，提出应对之策的时候，他们各自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然不同。希腊人在进入文明时，他们的原始部落经历了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和各种遭遇，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受到极大的破坏，产生了脱离氏族制脐带的自由民小农。而正是在个体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瓦解氏族制的基础上，希腊雅典建立了城邦民主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华夏民族在进入文明前的原始时代，“天下万邦”，人口渐众，人们共同面临多灾的生存环境的挑战。为了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巨大矛盾，华夏民族以同祖同根的理念在幅员广大的地区内建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协调职能。[4]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前提条件，华夏民族在进入文明国家时期，血缘氏族的形式非但没有被破坏，反而被强调和加强，并由此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别，那本民族的经典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精神资源也就不同。

　　由于东、西方文明面对不同的挑战，采取不同的回应方略，因而发展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特点。兹列表如下：

　　一、中国文化与价值取向：历史记忆型、群体团结型、血缘宗法型、伦理型、利益合义型、和谐型、集权型。

　　二、西方文化与价值取向：神话幻想型、个人英雄型、地缘法律型、宗教型、利益存储型、奋斗型、民主型。 

　　对这一列表，我想略作几点说明：第一，华夏民族由于历史上从未间断聚族生活，集体保存着远古的记忆，那些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各发展阶段的传说，完全符合早期人类的发展规律。这不是人们可以凭空想像出来的。[5]从考古学的观点看，人类掌握摩擦取火本领的时间要推到几十万年之前。可见华夏民族历史记忆的久远。而西方民族由于较早脱离聚族生活的原因，集体保存的历史记忆也随之断裂了，于是而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触怒主神宙斯的神话。此外，各文明民族都有关于人类曾经历大洪水的传说，在中国相传是由大禹团结和领导各氏族集体战胜洪水，而在基督教《圣经》中则有诺亚在天主的指示下建造方舟带上家小及物种逃难的神话。第二，古代西方文化歌颂个人英雄，因而有歌颂武力征服的英雄史诗，古代华夏文化却没有这样的英雄史诗，华夏民族所感戴的是文明的缔造者和重要技术的发明者。第三，因为华夏民族是以血缘家族群体为本位的，因而它的文化朝着宗法伦理型发展；西方民族是以地缘公民个体为本位的，因而它的文化朝着法律宗教型发展。宗法伦理引导人善性的推扩；法律宗教限制人的恶性的膨胀。第四，从利益原则而言，华夏民族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道德为最高命令，牺牲私利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西方民族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宗教体现高尚精神，个人捐献会在天国得到加倍的回报。第五，亦因为华夏文明是以家族群体为本位的，所以它是强调和谐精神的，是主张家长式的集权政治的；西方文明是以公民个体为本位的，所以它是强调奋斗精神的，是主张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的。

　　总之，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各由其文化基因而有其合逻辑的发展。两种文明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若将二者向对方转换和改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将是一项文化基因转变和变异的大工程。

　　由上述可知，经典是一民族通过长期的社会苦难所积累、凝结的生存智慧；民族的文化巨人是通过对其作文化整理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通过强化对它的信仰来增强的；民族的文明体系也是以它为核心价值来构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