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些国内和国外教授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朋友都感到找不到一种信实而又简明的教材，我对此也有同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缺少“根”，因为它们大都是以子学为纲的思想家列传，所采用的结构方法基本是以西方哲学的某种模式来剪裁中国思想史料。

　　思想史与哲学史本应有所区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颇相雷同。此间之分辨与是非暂存而不论，如果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一部中国哲学史若立意反映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原貌，则不可不顾及中国古人智慧的着力之处及其固有之特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小史》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1] “哲学”一词，其本义是爱智之学，西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的形式，即是西洋人的哲学；东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形式，即是东洋人的哲学，不必形貌相似而始称“哲学”也。譬如西洋人与东洋人俱是人，若必似西洋之金发碧眼、高鼻深目而谓之人，取其特点以衡量东洋人，则东洋人不成其为人也。东西方文明发展路径不同，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亦自然不同，惟各因原貌而照像写真，美丑妍媸，待人评说比较，始不致误人误己。学问本在求真求实，若东施效颦、照猫画虎，又岂是学问！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学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位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教授不懂经学，那他就没有资格讲授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经学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就在于儒家经典是体现中国人价值观的文献载体。我们知道，人类是以族群的方式生活的，人们不仅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也同时生活在一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人文生态是指一个族群存续发展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族群成员的“精神家园”，其核心内容就是该族群所信奉的经典及由此经典形成的价值观和生存样法。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样法的集中表现就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儒家经学能够在两千年中存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懂得了它，也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何以是这样的。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先要研究儒家的经学，对儒家经学有了一种正见之后，才能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有深入底里的了解。反之，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著作，若没有经学思想的内容，就等于没有了文化的根基和价值的本原，那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已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而关于经学的主旨，即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2]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大家参考了许多关于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的著作，却得不出一种明晰的看法，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缺少“根”，而经学史著作缺少“魂”，因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缺乏认识。

　　本文提出“整合经学与子学”当然不是将现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和中国经学史著作简单地揉合在一起，那种缺少“魂”的经学史著作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要整合经学和子学，首先要有一部像样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有了这样的著作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整合经学和子学的工作。

　　综上所述，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

　　二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

　　此节我们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经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我们为什么要把经学纳入思想史之中？我们应该如何开展经学的研究？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书籍，史称孔子曾对之加以删修整理，后世儒家乃至一般国人尊称之为“六经”。由于到汉代时《乐经》失传，汉以后人们又称“五经”。后来儒家经数续有增加，至宋代则增为“十三经”即在《诗经》、《尚书》、《周易》之外，礼分为《仪礼》、《礼记》、《周礼》三礼，《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三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而成十三经之数。宋代又有“四书”之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同样有经典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常言“六经”、“五经”、“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等，所指即是这些儒家经典。所谓经学，即是关于这些经典的训诂注疏、义理阐释以及学派、传承、演变等等的学问。古代书目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经部书籍即属于经学范围，此外，史部、子部、集部书籍中论及儒家经典的资料内容，也都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一般说来，经学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层面，古代经籍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已使后人难以读懂，需要经师加以文字训读；而经书中涉及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对之加以注解；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亦需经师作义理阐释。此外，关于经学学派、传承、演变的研究等等都属于学术层面。二是信仰层面，在古代，“经典”二字，不是可以滥用的，它特指圣贤所作之书，是人们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经”有“常”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常行之道；“经”也有“法”的意义，人们通常说“大经大法”，即有必须遵照执行的意思。对经典尊奉是通过对经典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这属于信仰的层面，也可以说属于价值的层面。

　　经学向称难治，司马谈《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事，当年不能究其礼。”[3]《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4]汉代有人曾经问扬雄：“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扬雄回答：“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5]近代钱玄同说：经学是“一团最浓最重的迷雾。”[6]确实，经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陷阱，处理不当，就会陷溺于其中。但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钥匙也正在其中。

　　其实，古人已指出治经学的正确方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7]即治经学不是为了注经，而是为了实践，不需要遍览传注之书，只要把握经文的“大体”即主旨就可以了。这话对我们今天研究经学也有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经学。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这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生活于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民族都有一定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通过文字形式表现出来，便被视为该民族的经典。经典告诉人们一种生存样法，信仰什么样的经典，也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样法。认识和把握了经学的这个特点，也就认识和把握了经学的关键。

　　以往的经学研究，着眼于记叙经学发生、传承、演变的过程，如记叙历史上哪些书被作为经典立为官学，什么人曾经传经，什么人曾为之作注作疏，不同的注疏之间的异同比较，哪种注疏悬为功令，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科目，如此等等。

　　而我们所要追询的是，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

　　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要克服五四以来对经学认识的片面性和武断性。五四以来，经学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简单地称为“经学教条”和“封建性的糟粕”。当时激进主义的学者吴稚晖曾说把线装书放进“茅厕”，三十年以后再研究。可是七十年后，研究经学的人仍寥寥无几，经学快成为绝学。近二十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因而对经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原有的陈旧的观念上。我们认为，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经学研究备受冷落的局面亟待改变，应将经学的研究纳入思想史的范围，并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