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福斯特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口学、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于一体，他与以往将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归咎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不同，在他看来，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是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及其意识形态以及诸伦理关系实然样态及其伦理问题的反思、批判中生成发展的。其中蕴涵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及其意识形态以及诸伦理关系实然样态的剖析，对其本然逻辑追问和对其应然逻辑的探索与建构，蕴涵了其对伦理理论形态多层面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一是包括“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二是包括“伦—理形态”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在一起？三是包括“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我如何在我们中成为一个人？进而形成了四大理论形态：人道主义的伦理理论形态（弗洛姆）、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德波）、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鲍德里亚）、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福斯特）等。经历了从批判性建构的伦理理论形态即人道主义的伦理理论形态（弗洛姆）→批判性否定的伦理理论形态即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德波）和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鲍德里亚）→批判性否定之否定的建构的伦理理论形态即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福斯特）三个演变环节。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之所以出现上述伦理理论形态的流变，是由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及其意识形态以及诸伦理关系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符号化时代凸显的现代文明形态的多重危机，其中包括人—社会的危机、生存境遇的危机、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变异、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等的反思与批判。这不仅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的“现代”问题式，同时也体现了其“现代”理论气质。

　　四大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

　　就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理论形态而言，由于其科学基础是心理学，辅之以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以生产性为核心，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自律性，其伦理理论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注重分析“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形态”基本问题；其二与此相关，界定与阐释了“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其三在上述基础上，以回答“我如何在我们中成为一个人”、“我们如何才能使我成为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建构了人道主义—普遍伦理学。

　　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则是以揭示景观社会“伦—理形态”和“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为其理论重心。如果说，弗洛姆人道主义的伦理理论形态以发达工业社会的生存境遇中的人及其伦理关系作为其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则以发达工业社会作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景观（景观的一次方）和以景观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及其景观（景观的二次方）作为其理论关注的焦点。因而无论是“道—德形态”或者“伦—理形态”、“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都被景观缠绕着，难以脱身。

　　就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直接的理论渊源而言，一是将列弗斐尔表述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二是将德波已经意识到的当今社会生活占主导性的景观消费现象，更为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其“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表现为，消费社会人何以变为“官能性的人”；其“伦—理形态”基本问题则表现为，在消费社会中人怎样被异化、人异化的具体样态；其“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消费社会中我们何以被资本符号操控，无法成为我自己。在这里，鲍德里亚是以“消费”替代了德波的“景观”，只是把消费对人的控制与奴役更为放大了。

　　福斯特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口学、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于一体，他与以往将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归咎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不同，在他看来，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这里蕴涵了其从生态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多层面伦理学理论形态基本问题的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其“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出现生态危机？主要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与自然何以蕴涵生态矛盾？其“伦—理形态”基本问题表现为，生态和资本主义何以相互对立？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生态危机的诸伦理样态；资本主义何以无法超越生态危机。其“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问题则表现为，人与自然如何协调；我们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对于其所处境遇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四大伦理理论形态中，有的揭示其本质，有的则提出了缓解或者克服这种紧张的应对良策。

　　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演进

　　就理论演进而言，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的理论出发点是批判“非生产性的人”，倡导“生产性的人”，其理论归宿是实现“为自己的人”，进而实现“健全的社会”的伦理世界。由此可见，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的理论建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演变过程的肯定阶段。而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分别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人生存的伦理境遇与存在的伦理方式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的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中，实现弗洛姆设想的“生产性的人”，实现“为自己的人”，进而实现“健全的社会”的伦理世界没有任何可能。因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作为人的生存伦理境遇中的景观（景观的一次方）和以景观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及其景观（景观的二次方）均被景观缠绕着，难以脱身。因而，就人而言，难以成为“为自己的人”，其社会也难以实现“健全的社会”；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作为人存在的伦理方式是“官能性的人”，人完全被资本符号操控，无法成为“为自己的人”。这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或曰异化了的伦理世界。因此，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演变过程的否定阶段。

　　福斯特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之所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演进的第三环节，即批判性否定之否定建构的伦理理论形态，是因为其伦理理论形态与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理论形态、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理论形态的相通之处在于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伦理问题，同时在探索过程中，其比较的原初形态是回到人类文明的最初样态，即未被资本逻辑控制的状态；其伦理形态的范型是回到传统美德样态；其探讨的问题本质是回到伦理道德本身。但是无论是其理论建构，还是批判性视域，都与前三位学者有巨大差别。一是就关注的焦点而言，前三位学者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其差别主要在关于人的伦理本质与特征上，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伦理关系异化的样态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如是批判“非生产性的人”，倡导“生产性的人”，实现“为自己的人”（弗洛姆），或者是关注作为人的生存伦理境遇中的景观对人的操控（德波），或者关注在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被资本符号操控的“官能性的人”存在的伦理方式（鲍德里亚）；而福斯特不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及其生存境遇，更加从整体上关注人—社会—自然及其生物圈的伦理危机。二是就伦理理论形态理论建构的理论支持背景而言，福斯特不仅有前三位学者关注的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学科，而且是集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人口学、伦理学于一体，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前三位学者或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问题（弗洛姆），或者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德波、鲍德里亚），而福斯特不仅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更加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为切入点。因此，他所建构的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与以往学者将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归咎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不同，在他看来，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其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层面的“更高的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因而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其二在观念—实践层面存在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将环境污染向第三世界转移，即“让他们吃下污染”。其三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层面的反生态倾向。他指出，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

　　由此可见，福斯特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无论在批判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超越了前三位学者的伦理理论形态，在理论构建方面也超越了弗洛姆仅仅基于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视域所期望实现的“为自己的人”，进而实现“健全的社会”的伦理世界，引领我们超越全球性生态危机，走向生态和谐的伦理世界。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承担的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12BZX078）、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子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