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貌出现，其对“滞胀”的治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在美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给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第四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而哈耶克的“宿敌”、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也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当它们对的时候与它们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确实，世界就是由他们所统治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大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软打击”的工具之一。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三化”主张，发端于经济领域，但不止于经济影响，成为一股思潮渗透进政治、思想领域，如不加以辨别和抵制，最终会将国家引向“通往灾难之路”。记者围绕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朱安东。

　　理论前提与基本主张有狭隘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基本主张。

　　朱安东：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经过新的术语和方法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爆发了“边际革命”，经此次“革命”改造，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确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完全市场竞争”等基本假设是其理论前提，“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是其基本主张。

　　该理论旨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的和永恒的生产方式，并由此推导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该理论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击劳工阶级，加强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理论以“理性经济人”为理论基点和基本假设。这一基本假设是否可靠？

　　朱安东：“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这一假设显然具有形而上的机械主义特征。第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只能拥有“有限理性”，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个人只能掌握一些有关它的一般结构的“抽象知识”和部分知识，难以准确预见行为结果。第二，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谓理性的行为在复杂的外部条件作用下也可能导致非理性结果。第三，理性的个体聚在一起可能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比如盲目从众的“羊群效应”和掠夺性经营造成的“公地悲剧”现象。第四，从理论分析来看，之所以强调“理性”，是想获得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因为主观愿望是“理性”，所以行为可预期，这就提供了预测的框架和路径。但是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也是系统的和可预测的，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一书中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普遍性和路径依赖特征有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以“人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而且只存在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中；经济分析应当是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再生逻辑的一部分，自私自利不是人的天性，而是长期在私有制下形成的一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