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思想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潮来自于从黑格尔到施蒂纳再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黑格尔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家，他对康德的批判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篇说：过去，宗教借助其神圣、法律借助其尊严获得人们的尊重，现在，一切都必须经由理性批判。黑格尔发展了这种理性同时也开始批判这种理性，当然也开始批判理性宗教（这和人们惯常的理解非常不同）。黑格尔认为必须从教会宗教走向民间宗教；同时，主张理性必须面向鲜活的生活。

　　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关于这种不彻底，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其辩证法的革命性与体系的保守性的矛盾，最终导致体系窒息了方法。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就是保守的，是一种“和解”的辩证法，对立的矛盾终将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被解决，这一解决不仅使得对立消融且使原来的对立成了双方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黑格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康德的思想：在以主体性为原则的现代，任何主体的单方面胜利，必然是对一切的僭越，相比之下，只有国家才有可能摆脱单一主体的偏执而真正做到“公允”和“中立”，为此，黑格尔不惜面对现代性压力反对契约国家。

　　施蒂纳是在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时登上理论舞台的。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部著作中，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共识。黑格尔认为普鲁士国家是国家典范，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但同时也反对专门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认为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专门针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会犯下严重的时代错误。鉴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法哲学并不落后于时代，于是，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就自然转变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相比较而言，施蒂纳对人道自由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的影响要大一些，本来，无论是鲍威尔“人自身”的人道自由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道自由主义，对马克思都曾有过一定的影响。马克思曾一度把“回到人自身”看成彻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施蒂纳来说，正如黑格尔不把“病人”作为“人”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缺陷和否定一样，一切个体都将被排除在外。问题是如此明显，以至于马克思在1844年也开始批判这种人道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