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9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班班多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暨藏传佛教思想史论”中期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西藏自治区党校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围绕“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及相关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宫玉宽教授、孙悟湖教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周拉教授主持。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在欢迎词中，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成有院长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教学、科研情况，以及班班多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暨藏传佛教思想史论”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及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项目主持人班班多杰介绍说，此项目从资料的选择到史论的内容，要贯穿藏传佛教的中国化主旨，这个问题从先贤智者提出“华化佛教”的命题，到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论断。既是古老的学术话题，又是现实的政治关切。课题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试图在方法论上谋求新的突破，运用西方现代诠释学与中国传统诠释学双轨结合的方法观照、考察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史，找准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从而在藏传佛教思想史实个案与中西诠释学之间视域融合，实现“效果历史”。此问题需要从三个维度发力：第一，中西诠释学的维度；第二，历史个案的维度；第三，现实政治的维度。由此得出藏传佛教中国化自然而然必然性，合情合理合法性的结论。班班多杰说，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资料上有新的发现，观点上有新的发明，理论上谋求新的突破，故此该课题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充实、扩展空间，力争在3—5年内完成此课题。

　　为了深化和丰富本论题，会议邀请游斌教授与才让太教授就他们目前研究的“基督教研究的中国意识”“藏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论意义”发言。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游斌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宗教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基督教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比较视角。他介绍了他正在从事的比较经学研究情况，即通过宗教间跨越式地阅读彼此经典来实现宗教的创造性转化。用“比较经学”的方式进行各宗教间的对话，这并不意味各宗教间最终要达成某种共识，而是通过跨宗教文本、经典的阅读回到各自的原点，形成对话。这种理论脱胎于比较神学，即站在两种传统的边缘地带，从一个中出来，遇到另一个，但最终目的还是要返回自身。它关注的是一种信仰如何在另一种文化中得到理解，并实现转化。比较经学有三个原则，首先尊重未知者的立场。其次，尊重不同宗教间的差异。第三，跨域边界深度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游斌教授发现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工作有很精练的表达：“修己安人”。其精义在于：通过发现他人来更好的完善自己。这就是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复兴和发展两种文明。基督教在中国化道路上，在与不同文化相接触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发展，甚至发现一个更加完善的自己。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才让太教授认为，从藏学、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目标与理念、方法与手段对藏学研究有借鉴作用。因此，两个学科之间可以互动、合作，以至于可能形成一个“藏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才让太教授说，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我们的工作从田野调查做起，为此我们选取了四川省阿坝州嘉绒藏区作为一个田野工作点。这两个学科之所以有产生交叉的可能性，是由于本身这两个学科所涵盖的就不是单一门类的学科，其中涉及多种门类、领域的知识背景。而在佛教本土化的问题中，由于其自身就是融合性构成，故此也需引入多学科进行研究，而非仅仅停留在历史与文本的层面。这种想法与实践目前也在进行当中。

　　实现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课题与诠释学研究的有机结合

　　会议邀请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教授做主旨报告。洪汉鼎教授认为，班班多杰教授将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课题与诠释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是诠释学一次很好的实践。

　　洪教授以“再论诠释学概念”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诠释学研究的学科领域及前沿动态，并就诠释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发表了见解。他认为诠释学绝不是简单的解释问题，而是一种哲学思想。诠释学所说的理解，决不是重现、重构，而是相互达成共识。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亦不仅是重现。之所以说诠释学是中外古今的桥梁，是因为我们能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但并非任意的观点交换中达到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意见。现代化与本土化可以说是传统“活着”的存在方式，任何传统与理论发展都必须要进行现代化与本土化。

　　洪教授认为，表达所表达的东西不只是表达中应当得以表达的东西，即它所意指的东西，而首先是那种不是应得以表达而是在（当下）这种言辞和意见中起得以表达的东西，即那种几乎可以说是表达“暴露”的东西。同样，哲学诠释学本身也不是理解技术，而只是理解哲学，但实践智慧和哲学诠释学这两者都是从实践产生，如果没有实践，它们就成为多余。

　　为学界贡献关于诠释学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全新成果

　　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博士谈到，为了做好本课题的资料工作，课题组决定将印度佛教中观派代表人物清辨的名著《般若灯论》由藏译汉，以便为学界提供一个完整的译本。萨尔吉教授从文献学角度阐述了《般若灯论》的作者与文本、译文与研究、意义与目标、困难和应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

　　作为本课题的重要内容，“藏传因明思想史资料选编暨藏传因明思想史论”子课题由青海民族大学祁顺来教授、达哇教授、更登教授承担。达哇教授介绍了此子课题组藏传因明学的资料搜集、翻译与撰写藏传因明思想史的进展情况、阶段性成果以及所达到的预期目的。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宫玉宽教授就文化阐释中的几个问题，从哲学思维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与说明。

　　与会者认为，将中西诠释学引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课题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思路。藏传佛教的传入、发展、形成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它体现在藏传佛教的方方面面，其内容博大精深，其个案丰富多彩。如何将这些思想个案、历史事件、制度仪轨等提升至理论角度进行理解和诠释，目前学界正缺乏这个内容。这种将诠释学与佛教本土化双轨结合的研究方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做好这项工作的难度也同样巨大，因为它需要在中国佛教本土化的个案与诠释学之间找准位置，实现最佳契合。这不但要熟悉藏传佛教不同时期的经典史料，而且还要熟练掌握中西诠释学的主要概念、基本理论。这样的研究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期待着课题组为学界贡献一份关于诠释学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全新成果。

    （供稿人：丹佛 于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