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的那一套汉译世界名著，分作红色、蓝色、黄色、绿色和绛红五种书系，对应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学以及语言学五大学问门类，前前后后，积少成多，买了不少。这一本《国富论》即是其中之一，全名是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列入蓝色书系，当然归入经济学门类。但是本人对于英国随笔太是热爱，凡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家，在我看来，全是写得一手好的随笔的笔力。像《国富论》这样的专门著作，在我读来，赏心悦目亦如阿迪生及斯蒂尔《旁观者》一路的随笔风格。

　　说到　《国富论》，在我总是首先想到“扣针”。亚当·斯密论国富，首及分工，认分工为劳动力发达之源，而为财富积累的首因。其论分工，所举的例子即为扣针制造业，所以便把扣针两字记住了。斯密的文笔实在是从容而且周至，娓娓道来恰如随笔之风，其叙述的前后是这样：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人类社会之日用发达、经济繁盛，起自分工。而人与人之本质的背离，甚至日行日远，亦起之分工。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弊端之反思，盖自异化劳动入手，而异化劳动之一大显著表征，即由分工细密而使人固化于特定劳动岗位，致人的能力拆解。即上引斯密所举之例，则一枚扣针只要拆解至抽铁线、拉直、切截、削尖等环节，则人之生产能力亦随之支离而成抽拉切削各不连属之片断，久而久之，人则日益等同于机器。由分工而交换，最后由资本而统成异化劳动之资本社会，人之手造与人本身形成异化及对立关系。

　　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最是清新而且独特的表述，本人以为总是应该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去找到，其中有一段可以抄在这里：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而理想之境，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之所述为代表：“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工业社会使人变成机器，如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取代被分工固定在支离环节上的活生生的人，不是正好把被异化的人类给解脱出来吗？那么，机器化的人类，便又可成为自由全面的类本质的人了。面对理想之境,当代人做好了自由全面发展的准备了吗？闲适总应该是“劳动成为人之第一需要或者说出自本己需要”的一大前提，而实际上，多少人在闲适面前却会闲得发慌，只能做一些其实真心而言并非自己喜欢的事来把时间填塞满。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法哲帕斯卡和德哲叔本华，似乎都对于人类的“无聊”状态，多有措意和论述，认为从“无聊”当中生发出多少的痛苦和无谓的纷争。这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随自己兴趣”的那“兴趣”两字，并非现成地放在手边，俯拾即是。有时候，甚至不妨说是“谈何容易”。那么，如此看来，即使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理想之境，也并非现成的“止于至善”的止境吧，如果真的好不容易有了悠闲，如何实实在在地从中真正得到幸福，却还不见得就是那么垂手可获般的容易。

　　斯密在《国富论》里，由人的交换天性而形成分工的大段论述中，除了上面说的一些之外，至今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处，那便是对于人的自利说了褒扬的话。他的意思是，在个人而言是自利，对于社会却是互利了。看似自利是恶德，而于社会却反而成了公德。就像斯密在另一本他的名著《道德情操论》　中所谓，死亡对于个人是可悲伤，而于社会却是一种保全，因为人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多少保留他对于道德的一点敬畏。这里面的思路和理路，都有一点相像。

　　这里先把《国富论》里面有关的话，抄录一点下来——

　　“动物就不懂交换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似乎在互相帮忙，每一只狗都把兔子赶向它的同伴，或在同伴把兔子赶向它时力图拦截。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效果，而只是在某个时候同一目标欲望的偶然一致。没有人看到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进行有意识的公平交换。没有人看到过一只动物通过姿势或嚎叫向另一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

　　“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想与他人做买卖的人都是这样行事的。给我所需，你也得到所需，这就是每项交易的意义；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自己所需的绝大部分帮助的。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并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　我们从来不谈自己的需要，而只谈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同胞们的好心来生活。”

　　后来阅读的东西更多了一点，知道与斯密前后同时的那些思想家当中，有这一类想法的不在少数。比如与斯密时有交往，而且彼此都有点互为欣赏的那一位有名的英哲休谟，便也有类似的惊人之论。记得在休谟的一小册社会经济论文集里面，读到过一篇论人的奢侈欲望的文章，对于历来总被人打上贬义的奢侈一词，大做了一番翻案的文章。他认为，人的奢侈欲望，对应的是享乐，却同时刺激了社会的勤奋劳作，由奢侈而来的淫技巧艺当中却是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论说在当初也是觉得惊人，而且感到耳目一新。由此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更多的相类似的话，比如黑格尔所谓“恶亦是推动社会的力量”，还有就是那一册被一些人视作“恶魔之书”、却同时为一些思想家视作伟大的荷兰人曼徳维尔的《蜜蜂的寓言》。

　　所有这一些，里面都是一脉相承，可以知道如今的这个全球无一处可逃出其范围的消费社会，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在现世，在这消费主义社会已经烂熟了之后再回看上去，就觉得在那个起头上，当然也是伟大而且是有胆魄，但多少还是同时带上了一点魔性，那胎里就是有“魔”的成分。说到这儿就想到了西洋的那个民间的浮士德传说，实在可说是所谓现代社会的一个寓言。浮士德是与魔订交，借了魔性来达成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这多少与借了自利与奢侈之类的魔性来求发展是一样的路径。但是，凡魔性，却往往是人控制不了的，中国话里就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魔的活力，道也追不上。这种魔性，看似无法魇足，其实或与所谓“无聊”，亦是一体而两面。

　　这样说来，到了现代消费社会如今的这一个烂熟期，一方面是有条件“却顾所来径”，定定神“看回去”，看清它的原点来路，对于自利、奢侈之类“一路说过去”的话头，再凭着人类的良知和良心，最终“把话说回来”。但在别一方面，这个全球消费主义社会的轨道运行却总是有点刹不住车，也就是“做不回来”，只有物极必反，亢龙有悔，到了盈满，才又亏缺而返回来吧，就像对于同一个浮士德传说的演义，歌德总还是看到发展的一面为多，而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里面，写到的那个与魔鬼订交、不惜以染上梅毒为代价来求得艺术上突破的音乐家，却是以疯病来告终的。那么，人类是不是有决心，在“说回来”的同时，还能慢慢地尝试着“做回来”，此殊考验人类的智慧与力量了，或者总还是有办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