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着许多文物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埋首深宫，和文物相伴一生，寂寥而幸福。日前，随着一些关于故宫纪录片的热播，“宫里的生活”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这里的文物专家也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记者走进故宫，拜访了在故宫工作了50多年的著名学者，他就是青铜文字大家杜廼松老师。

　　1 半个多世纪的“故宫人”

　　进故宫神武门一路向西，进入非游览区，沿着红色的宫墙走不多时，就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走进去是一个古朴雅致的四合院，院子里花木扶疏，果实累累，抬眼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故宫角楼。站在院中，只觉远离尘嚣，心神俱静。

　　院子的一角，有一间办公室，敲开门，迎出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一口京腔儿，精神矍铄，带着老北京人特有的周到与热情。他就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学者、国内首屈一指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和鉴定大家，已到耄耋之年的杜廼松先生。

　　屋子四处堆满书和资料，几乎没有更多落脚的地方，这便是老先生工作了多年的研究室。说起《北京晚报》，杜老感情颇深，“我喜欢看晚报，北京人的报纸啊。我还给晚报投过一些稿，其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燕园忆往》，回忆北大生活的，那是很多年前了。”

　　杜老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历史系，而选择考古专业，就是因为“始终被那种神秘感所诱惑”。一入考古深似海，一研究就是一辈子， 无数国宝级文物过手，他凭着一双“火眼金睛”，探究它们的前尘过往，破译它们的故事与奥秘。“弄明白了，就不神秘了。”他微笑着说。

　　杜廼松大学毕业20多岁就分配到故宫工作，大半生几乎都是在故宫红墙内度过，“好些次有单位想把我调出去，我都拒绝了，我喜欢守在这里，研究我喜欢的专业。”墙外风云变幻，潮起潮落，而墙内云卷云舒，宠辱不惊。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悠然往返于不远处的家和故宫之间。“你们知道吗？自行车是故宫里最好的交通工具，老‘故宫人’几乎都骑车。”在故宫工作的人习惯自称为“故宫人”，杜老笑得像个孩子。他对自行车有着特殊的喜爱，从上北大的时候就喜欢骑车满世界逛，直到半年前他才放下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

　　红色的宫墙下，那个骑着自行车的风华正茂的青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经过，直到皱纹爬上额头，青丝变成银发。50多年的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就这样匆匆逝去。他的心里，却装着上下五千年，他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古人对话，沧海桑田不过一念之间。

　　2 命运多舛的司母戊鼎

　　杜老一生鉴宝无数，最著名的当属“马踏飞燕”等国宝级文物。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几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精深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撰写了新的论文《司母戊鼎铭文形音义研究》，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的问题做出了严密的考证。

　　司母戊大方鼎因为收入了历史教科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可是关于这个古鼎的传奇故事和它的来历用途，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探杆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这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司母戊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就被日寇占领。大方鼎出土后，村民们将之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

　　不久，日本人派兵进村搜宝。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无功而返。原来吴培文将大鼎埋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四处搜寻。由于吴培文在马棚做了伪装,泼了泔水,日军仍然没有找到大鼎。

　　这之后，机智的吴培文买了一个青铜器，藏在自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抢走了那个买来的青铜器。而此后，吴培文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6月，吴培文在当地官员的劝说下把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上交政府。1948年，大鼎首次在南京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