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思治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以广阔的眼界、深刻的洞察和优良的学者风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当继承他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在京召开。与会学者表示，继承王思治等前辈们的学术遗产，将为清史及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不能将“求真”与“经世致用”相对立

　　推动清史乃至史学研究走向深入，既需要对微观个案进行细致考察，也需要以宏观视野理解、驾驭具体材料。

　　如何评价清朝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庞大复杂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家骥认为，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迟滞，而且比唐宋明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只是其速度慢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而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因素有关。杜家骥说：“清代统治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其主要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需要甄别其在政治上所发挥的积极与消极两种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发生了范式转变。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多元交互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新清史”的学术话语，也为评价与审视清朝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新清史’不是重建史实，而是话语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凤云表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提出“中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从这一点可看出，他们的研究仍以西方模式构建中国，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国家观念主导下形成的西方史学范式，并不具备“落户”中国本土的条件。杜赞奇、何炳棣等学者都曾提出与“新清史”的上述认识相对立的观点。

　　中国古代史学因具有古老的渊源和长期发展的积累，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也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史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总结道：“重视修史、讲究体裁体例和历史叙事、发挥史学经世致用功能、关注史学家自身修养、以追求信史为最高目标等，是最为重要的几个传统。”他同时强调，部分学者以史学“求真”的追求来否定“经世致用”的传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史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其之于今天的价值，“求真”并非史学的唯一目标，不能将“求真”与“经世致用”对立起来。

　　另外，中国古代史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我们应注意到，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记载、历史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这些局限造成了消极影响。尽管今人不能苛求古人，但对其有清楚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瞿林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