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濒危语言的保存手段也不断增加，学者们在以书面记录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将数字化手段应用到濒危语言的保存工作中。为此，有观点提出，能否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濒危语言博物馆？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语言研究进入数位典藏时代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类记载语言的介质已从钢丝录音机、摄影摄像机，发展到了当今广泛使用的数码录音机、摄像机、照相机和计算机。传统的书面记录描写研究濒危语言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濒危语言研究也逐渐从书面记录描写转向数字化有声典藏，即数位典藏。”玉溪师范学院濒危语言研究中心教授许鲜明表示。

　　回顾语言学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伟认为，早在20世纪初期，刘复《四声实验录》（1924）和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可以看作是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探索汉语问题的先声。他说，随着计算机技术辅助性作用的日益凸显，语料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也在广泛开展，包括语料采集工作的数字化、田野语音学角度的语料采集和各类语料库的制作及其展示平台建设等。成果方面，近年来将语料制作成音像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全面性成果是《现代汉语方言音库》（2003）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2009）。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员范俊军对记者表示，10年前，除个别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保留了手写的田野笔记手稿或录音磁带外，国内的濒危语言研究主要是书面记录描写和语言学分析，保存下来的主要是纸质印刷出版物。而目前，数字化手段用于濒危语言研究的主要是文本处理和录音，也有些濒危语言保存了部分数字音频文件以及少量的数字视频文件和多模态的数据库软件或数据表文件，还有个别濒危语言通过网络保存有少量的音频、视频、文本等3类资料。然而，“总的来看，濒危语言研究的全媒体多模态数据化手段运用得很不够。”范俊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