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以一个搬运工人身份考取武汉大学，与今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一起成为吴林伯先生最早的研究生。吴先生给我们上小课，总是在他家的客厅。讲课讲到入神处，先生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有次课后，师母留我吃饭，先生说起自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笃志好学，1939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在湖南蓝田）国文系学习，直至毕业，师从著名学者马宗霍、锺泰、骆鸿凯等。我告诉他，我的先外祖父刘永湘先生当年亦在蓝田国师国文系任教，马宗霍、骆鸿凯等先生与我家还是通家之好。他听了十分惊喜，口里喃喃自语：“因缘，因缘！”　　

　　有次饭后，我向吴先生诉说考研之不易。在长沙，我是以“反动军官”之子、搬运工人的身份，顶着压力参考的。湖南一些老先生如周秉钧、马积高、何泽翰先生再三勉励我：四人帮粉碎了，上面政策开明了，就要勇敢地站出来响应，考就一定要考好！吴先生听了，沉思良久，说：“天下事一样，党中央虽然决心拨乱反正，各地都还有人阴着对抗，当年他们凭‘白卷’统治了学校，现在他们不愿意将学校交还给真正的学术。那么，我们就更要好好教，认真学，以实际行动与中央呼应。”类似这样的话，吴先生说过很多。这样的交流，这样的在极左坚冰融化之时师生之交流，我以为同样是一种“因缘”。　　

　　有些浅人，总凭道听途说，将吴先生说成食古不化、不问政治的迂朽之人。其实吴先生虽然不事钻营、不懂官场，但他也有学术报国的一腔热血，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纯粹的学者。　　

　　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刚刚结束文革动乱，百废待兴；这时，吴先生鲜明地提倡“朴学”。这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还有人因此嗤笑我和易中天。　　

　　“朴学”一词当然出自《汉书·儒林传》，诸儒注释，明明白白。而吴先生提倡之朴学，我以为内涵有二，一是强调从经学入手。这一点吴先生恪守他的本师马一浮先生的教导。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二是重在训诂，实事求是。先生认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如《文心雕龙义疏》是先生一生心血之最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就体现了朴学之风。他说自己撰述《文心雕龙义疏》是“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正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试读《义疏》确实是以训诂为本，援古索源，下足了朴学功夫。　　

　　记得1980年，我快毕业，选报的毕业论文是《文心雕龙释名》，亦即是对《文心雕龙》中有关理论术语的探究。在这之前，我遵照先生的治学途径，对《文心雕龙》的七八个校注本进行了三次仔细校注，写出《文心雕龙校注辩正》，此文被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分三次刊登。吴先生很高兴，认为这是对我从训诂考证入手的治学途径的首肯。后来《文心雕龙释名》延迁至2004年由日本首版，2007年国内出版，先师已殁，我悲从中来，于是敦请同门方铭教授赐序，封面上亦标明吴门弟子，以示缅怀。　　

　　吴先生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上他博极群书，兼治佛道经典。有些人借机说他不准学生读唐以后诗文，是误解了他恐怕学生分心、强调先秦魏晋的良苦用心。其实吴先生是很通达的。1980年年末，我在吉林《社会科学阵线》上发表了一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笺释，起初我还担心先生会不高兴，孰料先生读完论文后，说：“你将义山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释为上句写女，下句写儿，都是悼亡常用，没有扯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美学意象，这就对了。”他高兴地告诉其他老教授，还奖励我一套乾隆年间精印东柯草堂刻本《李义山集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