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讲，我们追求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毫无疑问，人们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然而，物质财富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财富明显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它只是实现一些其他东西的有用工具”。人们生活幸福的程度与财富有关但并不由财富的多少来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判断、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个人心态、人际交往以及在一定生活环境中的对比感受。要实现“人人幸福”的发展目标，就必须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积累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努力使财富转化为幸福感。也可以说，我们需要同时提高两个层次的效率：一是资源转变成财富的效率，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财富转变成福利（或幸福感）的效率。这两种效率缺一不可。如果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那么创造财富的努力包括所耗费的资源都可视为一种浪费。因此，提高财富的有效性，对于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我国一直对提高第一层效率重视有加，却对第二层效率重视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富裕起来”的渴望，我国曾在一段时期里过于强调财富的重要性。而这种以财富为中心的发展之路，使社会主义的人文追求被逐步边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常常被片面、单纯地理解为经济至上，其余目标都处于从属地位，一些媒体甚至认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也是生产力”。这些把所有问题都“还原”为经济问题，把财富当作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典型的经济主义。在实践上，经济主义表现为盲目、片面追求财富总量（即GDP）的短期增长，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忽略人的精神需求、忽视人自身的发展。其结果是，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得到巨大增长，但生态环境被过度破坏，贫富差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价值取向扭曲，社会矛盾突出，进而导致财富的有效性较改革开放初期明显下降。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等建设目标和任务，无疑是对以财富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有力修正。无论何时，财富增长仅是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才是最终目的与追求。所以，我们不但要注重资源转变成物质财富的效率，更应强调物质财富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效率。当前，为了进一步提高财富的有效性，使有限的财富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应优先做好两件事情。

　　一是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导致财富有效性下降的直接原因。毫无疑问，当财富用来满足基本需求时，比用来满足奢侈性或炫耀性需求具有更大效用。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意味着大部分财富是低效的，仅有少数财富具有高效率。而贫富差距越大，财富总体的有效性就越低。因此，缩小贫富差距对提高财富的有效性和社会的和谐程度至关重要。但由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刚性特征，目前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难以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来解决。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还必须在如何适当节制资本方面做出更积极的探索。

　　毫无疑问，由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公共服务）可作为重要途径之一。与改革开放之前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设施等在内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产品仍供给不足。因此，优先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政府无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理应而且完全有可能有更好的表现。

　　二是努力形成物质生活节俭、精神生活丰富的生活方式。人文发展不足也会直接影响财富转变成发展目标的效率。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人文精神或人文追求。走人文发展之路是我国的客观要求和时代使命。实践也表明，以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在控制自身物欲的同时，在建设精神家园上多下功夫。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重要。因而，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物质生活节俭、精神生活丰富的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加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已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就急需把我国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引导到可持续消费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在引导消费者树立可持续消费的意愿，传播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健康消费的理念，倡导物质生活节俭、精神生活丰富的方式上，政府应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责任，实现对“内需”的合理引导与有效刺激，并进一步将其当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