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的突出课题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渐进入更为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正确的观念促进高效的行动。更深层次、更具规律性的改革，需要成熟的理论来指导。伴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这种需求的迫切性也日益凸显。

　　在探索中完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要求努力地摆脱某些传统政治观念对政治发展的束缚。目前社会需要着重反思的是“政治挂帅”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和相关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时候导致在日常行政中过度重视“权力的归属”，轻视“权力的运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发生很多新的变化，但在治国理政行为和宣传话语中，仍普遍地沿袭着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过多呈现出强调阶级性、斗争性的特征。许多西方公众和学者对中国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有他们自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我们某些工作不到位也难辞其咎。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在政治行为和宣传中不遗余力地标榜“公共性”，并尽可能在管理事务中淡化政治色彩。例如在2011年伦敦骚乱中，卡梅伦在被问及骚乱的根源是否与金融危机和贫困增加相关时，一口咬定“主要在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一原因要大于贫困的问题”①。英国领导人乐于将大规模骚乱与统治绩效划清界限，而尽量把它归咎于所谓“社会责任感缺失”。当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则往往喜欢强调“要在政治高度上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过度刚性的表达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常常使自身陷入被动。

　　另外，传统的政治观念过度强调从“本质”、“根本性”上认识事物，而对程序、规则等“形式”上的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某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主流的政治话语习惯从“根本上”、“本质”来解释和看待它。宣传、教育长期保持着类似的习惯，也使这种观念已内化为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这也成为许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心理基础：公众在看待某些社会不公正的个案时，不能理性和冷静地就事论事，而热衷于进行“根本性”的评价；即使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常见纠纷，其他旁观者也往往“上纲”到“社会病了”、“体制问题”等。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成员对于规则的尊重严重不足。在没有惩处机制的约束下，各级政府有时仍然倾向于采用漠视法规的“简单粗暴但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遇到难题，许多人首先选择在法律和规章框架之外寻求解决的途径。应当看到，大多数社会事件只具有它本身所即时表现出来的意义，多数微观领域的个案没必要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来评价。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本质”和“根本上”的层次来看待，既是教条的，也是不策略的。维护社会有序运行和政治稳定，不宜过多依靠某些“本质”的认识，官方也不能过度强调使用统治职能和刚性的政治行为，而要充分发挥法律、规则、程序等“形式”的作用，善于使用管理和服务职能这样的“常规武器”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应当着力反思传统政治观念中的诸多“条条框框”。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好听的政治词汇”“推”给西方国家，而往往把那些如“专政”、“斗争”、“警惕”等“比较强硬的词语”留给自己?这给自身形成很大的政治包袱，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体制缺乏应有的“弹性”。为什么我们总是平衡不了“两套话语”的难题呢?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挂帅”的思维一定程度上有所消解。“人权入宪”、“政治文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概念的强调，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近年来“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政府的工作中心是民生”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方面，尤其是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认识方面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突破。但是，这种突破主要还是操作层面的，主要是基于以往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刻经验教训的政策调整。因此，尽管这种调整的幅度是巨大的，但总体而言很多举措还相对分散，缺乏系统的、战略高度上的考虑和安排，相关的理论问题、认识问题、社会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不同历史条件下，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不同的。传统上正确的观念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也会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在和平发展的年代里，一般情况下，努力体现政权的公共性和普遍性、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应成为一种执政的本能，相应地，应当敏锐地在主流话语中大力宣扬政治生活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政府在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方面所开始形成的突破性思路和举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以期待，这种突破是中国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解决相关政治认识、加强社会管理和全面升级国家治理体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