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为了撰写一篇有关当代文学颂歌的论文，重读聂绀弩1949年发表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六辑上的一首长诗《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以下简称“聂诗”），之后于网上搜索有关该诗的研究文章，意外发现两例转引文献却不注明转引出处（以下简称“转引不注”）的学术失范行为。为引起学界警惕，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今不揣冒昧，将其公之于众。

　　山东某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教授，在《扬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1950年代诗歌的论文，其中特别花了五六百字的篇幅论述聂诗。这些论述和引文不少来自我于2011年出版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一书。我在书中引用了四段聂诗，分别注明出自《大众文艺丛刊》第六辑第121、122、123、131页。该教授节引了其中两段，一段来自原刊第123页，他却标注成“121—123”，显然是把我的三条注释“叠加”在一起了；另一段来自原刊第131页，他更因疏忽，标注为来自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他在后文有引用）。此外，我在书中提到聂绀弩被周恩来形容为“大自由主义者”，并标注来自周健强的《聂绀弩传》，该教授同样引用了这一说法，却标注来自周钢鸣的《聂绀弩传》，看上去莫名其妙。原来，拙著第206页第一个注释标注的是周钢鸣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个注释是周健强的《聂绀弩传》，想必该教授急匆匆看走了眼，又把两个注释错误地“叠加”在一起了。而且，这一错误也原封不动出现在他后来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文中。因此可以断定，该教授对聂诗的多次引用和论述都以拙著为“底本”，但他在参考文献中却只标注了原始出处，没有提及拙著，甚至因而标错。

　　这样的教授原来都是我很钦佩的知名前辈学者，印象中治学严谨，在学界享有良好声誉，未曾想存在转引不注的学术失范行为，令我非常震惊。长期以来，有违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案例在学界频发，严重危害了中国学术的公信力。近年面临学术监督和学术惩治的压力，部分学术不端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转引不注的情形仍然普遍存在。因其非常隐蔽，不容易被一般同行发现，一些学者便不以为意，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掩人耳目，获取不正当学术声誉。

　　转引不注的危害显而易见，它直接违背了“眼见为实”的基本学术原则，侵犯他人劳动成果，且容易造成以讹传讹，危害学术的客观性。近年来，众多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都将注释规范作为学术规范的重点对象，明文规定凡转引文献，须如实注明转引出处，不能把转引文献当作原始文献引用，没有阅读过的文献不能列入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