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成立十周年。回首十年来时路，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学地理学”是指“中国”的“文学地理学”，还是指“中国文学”的“地理学”？显然，回答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过去及未来发展。

　　立足中国文学史实际

　　中国文学自形成时便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貌，而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从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江山之助”云云到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文学地理学专论，中国文学地理学走完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不过，晚明以降，也就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渡海而来的耶稣会士带来了世界地图，冲击了中国士大夫的“天下”观念；近代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变，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进入了近代阶段。例如，梁启超一改过去从中原看四裔的视野，从世界而论中国之地理大势和学术发展。1902年，他发表《新史学》，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财富史”等，与文学地理相关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嗣后，中国文学史成为独立学科，各种文化思潮的引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论和新思潮经由译介大规模涌入，其中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丹纳的《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研究的空间转向的后现代思潮。

　　“中国文学地理学”正是在立足中国文学史实际的基础上，在中国与世界地理学观念和方法的交相激荡下提出的。

　　反映知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文学”的“地理学”，还是“中国”的“文学地理学”，这个问题反映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文学”的“地理学”，是指以中国文学作为对象，从地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学问，实际上强调了文学地理学的知识论。中国人对地理有一套独特的认识体系，这反映在从全国一统志到省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一类的地方志系统，而上述志书中大都有“艺文志”和“儒林传”，显示了古人对于地文关系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地方文学研究热，出现了以省域文学为对象的地方文学史；而近十年来，则出现了更多微观层面的文学地理研究，这其实是对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一种激活、更新和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还从诸如作家地理分布等较为宏观的层面，深入到了地理空间的构成要素与文学的互文关系的研究上。比如，关于气候、地形、交通对于文学影响的研究逐渐出现。此外，构成文学地理空间的诸多要素深刻影响了人们，而这又影响了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呈现出了文学的地域特征。例如，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歌的区别，北朝民歌中陇头曲和敕勒歌的区别、南朝民歌中吴声和西曲的区别，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不同层级空间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和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形成的。当然，在统一的国家形态下，特定文化空间之间的联系也很频繁，由此导致了文学空间的比较和联系。例如，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丝绸之路文学、浙东唐诗之路文学、环太湖流域学等，皆与对中国文学的地理学阐释不无关系。总之，中国文学丰富而生动的实践，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出了众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知识论基础。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是把中国作为文学地理学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致力于为文学地理学贡献中国经验和理论。这一认识，要求在充分重视中国文学的地理书写和表达的同时，关注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地理学实践，注重对文学地理学中共识性、通约性理论的关注，消化、吸收地理学领域出现的最新成果和技术。用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回应理论和技术的全球化，从而为文学地理学作出中国贡献。例如，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徐永明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合作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将海量的中国文史数据与国际先进的地理信息平台相结合，展开数据库建设和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助力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和升级，这将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带来新视野。

　　呼吁新理论和新方法

　　“中国文学”的“地理学”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构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价值，也决定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文学”的“地理学”，意味着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实践，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突破目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状。中国文学地理学不能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者作为现代文学的注脚，而是要立足于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发掘创造出与当代人文精神相适应、与世界各国文学对话的文学记忆和文学资源，来引领和服务于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比如，曾大兴教授呼吁，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文学地理学者要深入挖掘、研究、描述和彰显丝绸之路的“文学景观带”“文学遗产廊道”“人类文化记忆库”的价值。这对于更好地保护、利用珍贵的文学与文化遗产，提高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利用和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可视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传统的深化和拓展。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意味着在全球学术视野下致力于建立文学地理学的中国学派。这一趋向要求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世界各国文学，并且加强与国际文学地理学界的理论对话，实现深层次的交流互鉴。例如，梅新林教授在《文学地理学原理》中提出“新文学地理学”，是相对于以法国奥古斯特·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与安德烈·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为标志的西方文学地理学而言的。这两本书皆侧重于法国地域——区域文学研究，尚未深度触及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更没有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而梅著以创建“新文学地理学”体系为学术宗旨，通过全面详细梳理文学地理学法国、美国与中国三大理论源头的理论脉络，对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合理的推演与构建，提出“新文学地理学”的全新概念，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中国文学”的“地理学”，还是“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其实是呼唤中国文学地理学在知识论维度和方法论维度的理论自觉。

　　目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表现出了理论探索的勇气，而未来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应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实践，激活与更新传统文学地理学知识话语，消化和吸收新的数字人文技术，不断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新命题、新理论和新方法，创建文学地理学的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