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体是人们“说什么”“怎么说”和“为什么说”等语言行为的规则和范式，而文体是人们“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等书写行为的规则和范式。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和范式，语体与文体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客观事物，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不知到认知。因此，人们对文体的认识，也就是有关文体的知识、观念、学问等所谓“文体学”，也要经过从不知到认知的实践过程。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文体的实际运用、具体操作，总是早于人们对文体的主观认知，更早于人们对文体作为书写规则和范式的自觉遵守。因此，文体学的发生总是滞后于文体的出现和运用，文体学的理论思考更是滞后于文体的书写实践。

　　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书写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一些关于这种密切关系的认识。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君子九能”说法：“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一说法始见于《毛诗诂训传》，此书相传是西汉时古文诗学开创者毛亨编撰的，而毛亨的诗学据说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可见其来有自。人们按照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区别类分书写行为，便生成了早期的文体分类。由此可见，从先秦时期开始，古人已有了对文体分类的实践操作和理论思考，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到了汉魏之际，尤其是六朝时期，文体分类学趋于成熟，渐成体系。

　　从古代文体学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与西方古代哲人习惯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不同，中国古代哲人更擅长形象思维、非逻辑思维。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操作性特点，同时具有鲜明的随机性、灵活性特点。金人王若虚在回答“文章有体乎”“无体乎”的问题时，巧妙地说：“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这是深得文体三昧之言，也是深得文章三昧之言，体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也彰显出独特的“中国立场”。《礼记·中庸》记载孔子称“舜其大知也与”时，就强调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而所谓的“中”，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指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文体作为书写规则，本应以“定体”为准绳；文体研究作为规则的探寻与制定，也应以“定体”为归趋，而中国古代文体学偏偏在肯定“大体”的同时否定“定体”，这为作家的创新写作开辟出广阔的空间，但却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消解了“科学”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不确定性”的独特语境，成为当下古代文体研究的难点。作为一门学问，文体学的“科学”属性要求它的概念、原理、定义、论证等内容必须客观、准确、清晰、确切，足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近20年来，文体研究尤其是古代文体研究，成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统而观之，这些论著总体的研究趋向大都以“科学”为鹄的。但是，既然古代文体和文体学原本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质，如果一定要抽绎出某种书写行为的规则准则或范式，以之衡量、制约、评判相应的文章、文本，就难免刻舟求剑，甚至削足适履了。

　　笔者认为，富于生气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既遵从文体“大体”，又突破文体“定体”的书写实践。而富于生气的文体研究，应该是一种既寻求文体“大体”，又突破文体“定体”的学术实践。由此看来，今天我们重新提出文体学研究的意义，实际上是力图提供一个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视角。也就是说，从文体生成、文体习得、文体变迁、文体研究等方面，考察中国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的轨迹，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精邃而睿智的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学丰富而深厚的资源，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