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具有强劲活力的学术增长点，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时间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古代文体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性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日益成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长期致力于中国文体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近日，记者采访了吴承学教授。

　　中国文体学研究源远流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早在20世纪80年代，郭绍虞先生就提出，希望文体分类学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您致力于文体学研究数十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并明确提出构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请您简要介绍当前这一学科建设的情况。

　　吴承学：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与基点。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成熟早且久盛不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郭绍虞等老一辈学者为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导夫先路。近20年来，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冷门学科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学科和前沿领域。

　　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给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研究，构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构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要不断开掘与拓展文体学的研究疆域，如文体史源学、文体观念发生学、文体分类学、文化文体学以及历史文体学，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从而尽可能发挥现代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学术眼光等优长，同时消解现代学人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间的隔膜。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的具体语境中，应着重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揭示其原始意义，尽量避免因对材料和史实的过分抽象与概括而偏离其原貌、原意；同时，还应以古代文体学理论的具体语境及丰富细节为基础，对其所蕴含的现代意义进行符合逻辑且不悖于历史的阐释，并力图在阐释中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

　　当代文体学研究在文体文献、文体形态、文体理论等方面取得了极为丰富且有价值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均有所拓展，在继承刘勰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这一阶段，对于中国早期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文体学的复杂演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科技给人文研究带来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跨学科研究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趋势，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对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文体学研究而言，您认为科技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吴承学：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倚重现代科学技术。就文体学研究而言，科技手段特别是数据库的运用，为研究者对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文献的获得、检索、储存、分类、统计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大便利。有些学者开始利用大数据进行文体学研究，通过拟确定中国文学中一些基本文体，将文体的特征描述转化为可用于在数据库中检索统计的数据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经典文本生成期的文体及其特征、经典文体定型期的文体特征计量分析、经典文体的交互研究等。利用大数据研究文体学，虽不能解决文体学的所有问题，但可以提供比较精确和丰富的例证，更为直观地反映古代文体的分类和形态差别，为总结文体演变及规律提供更具体可靠的信息。文体学研究可以用数据的“精确”性代替印象式的含糊批评。

　　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的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学习、认知能力，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全面了解和掌握。考虑到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经过学习，或许可以获得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以及个性等，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慧。因此，人工智能对传统文体学研究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发展契机。如果人工智能经过学习可以写出各种古典文体的作品，那么，中国文体学研究学者也可以分析人工智能是如何学习和把握各种文体的特征并运用到具体写作中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文体学研究。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引发文体学的革命性突破。人文学者需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时必须超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后的某些局限，以凸显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

　　兼具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越来越强调“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这一原则。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简要谈谈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的关系。

　　吴承学：研究中国的学术，一定要回到中国本土的语境中，西方的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作为标准。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把握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注重从文献、文体与文本中考察文章与文心，在中国的语境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追寻中国美感与中国智慧。

　　国际视野是构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重要方面。外来文化在思想方法上，拓展了传统文体学的视野与疆域，使文体学焕发出崭新的光彩。新时期以来，海内外学术交流频繁，在借鉴西方学者视野与理论的基础上，文体学的国际视野不断扩展。在文献方面，大量的域外汉籍反映了中国文体学的域外传播成就。学者可以通过域外学者的著作，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学与文体学在西方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中的位置。因此，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成为新一代学者的必备素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人文学界，对于研究者、研究成果存在着一种厚古薄今的论调。仅从文体学研究来说，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就您的实际经历而言，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未来是否可期？

　　吴承学：任何时代的学术内部总是复杂多元的，我们既要看到其成就，也要看到其缺陷。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传入中国，文学观念随之改变。在中国古代不受重视的戏曲、小说、俗文学研究，在此时期受到高度重视，这对于重构中国文学史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但同时，这种巨变也有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基本上忽视甚至无视中国传统文体学，片面套用西方文学范式来分割研究中国文学。以西方的纯文学文体学来衡量中国传统杂文学的文章文体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章中大量的实用文体，这与传统文章学的语境相去甚远，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从衰落走向复兴，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转型，这是具有深远学术史意义的。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恰好是对这种倾向的调整，即向本土文体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当代的中国文体学纠正了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章学的遮蔽，在研究规模和广度上，在理论的系统性上都超越以往。举例而言，从研究领域来看，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体学史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前的文体学史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后唐、宋、明、清才渐受关注。21世纪以来，文体观念的发生以及近代以来文体学转型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拓。早期文体观念是中国文体学理论及体系形成的基础，是中国文体学本质与特色形成的“基因”。通过对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性是基于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之上的，其形成有早期社会制度、典籍生成的背景。近年来，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代文体学的研究，也是对传统文体学的拓展。这些都是对民国时期文体学研究的巨大推进。

　　在文体学研究方面，目前领军人物是一批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他们经历动荡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阅历丰富，思想敏锐，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更可喜的是，有一大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年轻学者已经崭露头角，成为文体学研究领域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他们成长在经济极速发展、物质条件较好的阶段，受过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其中，许多人有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海外交流经历，理论视野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多样化。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收集、交流和处理文献资料，这些都是前辈学人望尘莫及的。他们已具备了超越前辈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