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12日，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建华就《广州大典》编纂作主旨报告。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古籍文献学家阳海清、黄灵庚等出席。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主持开幕式。

　　张硕辅在致辞中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把城市发展历史记录下来，把文献典籍整理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近年来，广州秉持“文化遗产是根源、文化设施是根基、文化人才是根本”的理念，陆续整理出版了《广州大典》等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引起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广州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当前，广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全方位推进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广州文化事业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

　　傅华说，对各类文献保护、整理和出版，是我们延续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和必然途径，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历经十年艰苦磨砺，《广州大典》第一期工程全面完成编纂出版工作，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地方历史文献领域的一大创举，为全省加强历史文献挖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样板。广州是全省文化中心，底蕴深厚，必将在助力全省文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文化建设、共建人文湾区方面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据悉，此次研讨会由国家图书馆、广东省文化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各类机构的古籍文献研究人员共230人参会。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40年前，广东在全国率先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吹响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腾飞的号角。今天，以一系列文化设施为地标的新中轴线把广州从人们心目中的商业城市转变为文化城市。广州图书馆实现了日接待读者4.2万人的全国纪录。文化作为精神食粮滋润着每位广州市民，促进广州向高素质、更文明的世界级都市迈进。在此基础上，承载着数千年岭南文明积淀的《广州大典》编纂出版了，这一伟大工程巨细靡遗地把散藏于全国各地的关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文献典籍收录、整理、编纂出版了，仅收录的品种即达4064种（520册），收录品种之多超过了《四库全书》的规模。这是历史上首次编纂的广州地域全书，为传承广州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和岭南文脉作出了卓越贡献。《广州大典》采用无酸棉质纸，使其保存时间延长到数百年，《广州大典》堪称中华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广州大典》的大手笔大制作，是新时期坚持文化自信、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类文明是由多种文明形态构成的。各文明形态的代表国都十分重视推广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作为一国对外宣示自身文化价值的名片，做好“中国记忆”十分重要，难度也很大。地方文化典籍是地方记忆、精神家园，是地方文化的魂器。地方文化典籍丛书则是全面反映、承载地方文脉的标志。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大都固化在历代文献典籍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重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也要重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如早期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但魏晋以来，大族南迁，佛法北上，释教分脉，三教交融，西学东渐，洞开眼界，岭南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广州大典》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从地域视角上说，“中国记忆”就是各地方记忆的集合。“中国记忆”的完整体系需要在地方记忆的基础上整合，这是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陈春声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特别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就是说，要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有效、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深入思考的。

　　毋须讳言，源于欧美的学术观念、问题意识、研究规范和表述方式长期占据国际学术的主导地位。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学术已在一些领域具有对等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中国建设经验以及中国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引起欧美学术界的重视。但理论思维与体系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使得我们即便讲述中国故事，也常常局限于经验事实陈述而未能建构相应的学术范畴，或者只是将中国的经验与实践置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进行表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涉及文化传统、问题意识、研究规范、概念范畴、表述方式等方面，我们的学术自觉与学术积累均远远不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在具有中国底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地方文献研究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以《广州大典》为例，《广州大典》收录的4064种文献，来自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收藏，分为经、史、子、集、丛五大部分，不但包含了历代与广州相关的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收录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这样的工作，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编纂者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魏 崇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易代修史”和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由此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文化传承和典籍整理投入的增加，地方文献研究、整理及出版逐步成为热点，陆续推出像《广州大典》等一批地方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下简称“国图出版社”）通过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使珍稀文献化身千百，不仅有利于文献揭示、保护，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总结近年来出版情况，我们有如下几点思考：一是文献的整理出版要体现学术价值，依靠学术力量，促成学术界、存藏机构和出版机构三方的深入合作。国图出版社几乎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邀请项目所涉领域知名学者进行选目和编纂，以保证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二是要体现文献版本价值，尽可能收集珍稀版本，尤其是馆藏稿本、抄本、校本，甚至是海内外的孤本。以稀见方志丛刊为例，如《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收录孤本方志52种，其中明代方志有14种，如正德刊本《宣府镇志》、嘉靖刊本《登封新志》《定远县志》等。稿抄本方志21种，如稿本万历《滑乘补》、道光《直塘里志》、同治《直隶赵州志》《霸州志》《乙亥志稿》等，弥足珍贵。三是要做好文献考证。整理出版要体现今天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就有必要对每种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梳理、考证。仍以稀见方志为例：《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弘治刊本《洪武京城图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未录，实为孤本；又如稿本宣统《吴长元三县合志初编》，《联目》注明存8册，实际存83册。《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联目》未著录的有7种，如民国《萧山县志稿》、光绪《宁州旧志稿》、康熙《定海县志》、康熙《西宁县志》等，都是海内珍本。《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的《淞南志》，《联目》著录为14卷，实际为16卷，卷13—16皆为艺文。顺治《含山县志》，《联目》作者题为清朱长泰修、凌家瑞等纂，据原书序言及修志姓氏均作“凌嘉瑞”，《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亦误，通过此次整理出版，也起到补阙拾遗、助力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