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承办、广州市创意经济促进会协办的“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发展”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三季第五场在广州市社科联会议室举行。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谭晓红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专家学者，广州市社科联部分干部、媒体代表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王宁教授主持。

从私人共享到社会共享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宁

　　在历史上，共享是一种私人现象，包括家庭、亲属、邻里、朋友之间都存在生活资源的共享现象。这种私人共享是一种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共享。它属于一种文化性共享。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种共享可以超越亲属或熟人社会的范围吗？换言之，陌生人之间是否可以共享？陌生人之间的共享如何可能？

　　亲属或熟人社会之间的共享对于维持私人关系是有功能的。按照贝尔克的观点，这种私人共享既不同于市场交换，也不同于礼物（互惠）。它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社会合作行为，常常发生在家庭内部，但也可以扩展到部落之间、邻里之间或朋友之间。家庭内部的分享叫做内部共享，而部落、邻里或朋友之间的共享叫做外部共享。不论哪一种共享，都没有超越熟人社会的范围。陌生人之间的分享虽然也有（如：对陌生旅客的款待），但非常有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但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几乎消失，原来的邻里之间的文化性共享（外部共享）也减少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权观念的制度化。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支柱。在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下，人们之间越来越追求占有，而不是共享。换言之，占有型个体主义社会追求的不是共享，而是占有和排他性。在这里，人们不但追求产权的独占，而且也对使用权形成独占。很显然，在占有型个体主义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的形成面临难于逾越的障碍。

　　正因为如此，在占有型个体主义社会中，陌生人之间所需要的必要共享，采取的不是文化的形式，而是制度的形式。只有制度才能超越私人社会圈子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性共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初次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共享。这主要体现为公司内部的股权共享制度。员工除了领取工资，还获得一定的股份，从而可以分享公司发展的红利。威茨曼在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股权经济，讲的就是这种初次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共享。这种制度共享的主导者是市场或公司。第二，再分配上的制度性共享。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欧洲，这种制度性共享建立在税收或公共财政的基础上。具有强制性，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性共享。借助国家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陌生人社会成员实现了制度性共享。第三，慈善、捐赠与志愿者服务。这是由第三部门所主导的制度性共享。

　　所有这些形式的制度性共享，在国际上均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什么党的十九大要重点突出共享发展理念？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失衡。要扭转这种情形，就要在发展的目标上重新强调共享发展。它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抓手。

　　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共享还存在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权利制度上还有某些不够完善之处。所谓权利制度，指的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协调作用的，由法律所规定的各行为主体的权利（right）。首先，在初次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共享，必须有劳动者的权利制度作为基础。其次，在再分配领域（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共享，必须有公众在公共财政决策上的社会参与渠道的权利制度作为基础。再次，慈善与捐赠的制度性共享必须有捐赠者的税收减免的权利制度作为基础。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如：Web2.0），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共享的形式。这种共享不是私人社会的共享，因为它超越了私人社会的范围，成为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共享。这种共享也不是先前所存在的制度性共享（如国家强制推行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而是一种带有文化性特征的、自发性的、自下而上所形成的社会共享。这种共享就是大家已经熟知的共享经济。

　　这种社会性共享不是源于传统社会中那种私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而是源于伴随着技术革命而出现的新型的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这种共享因而也区别于自上而下所推行的制度性共享（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是一种共享革命。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源于信息共享和知识共享实践。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人们发现私有产权制度在某些方面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于是，人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率先发起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运动，如开源代码、维基百科等。这种共享是一种草根社会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弊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人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起了各种形式的资源共享运动，这种运动旨在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人们之间在共享合作上的高效率匹配。支撑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共享实践的文化根源，在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团结的关注。人们通过日常生活领域的合作，来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如环境保护、社会团结）。这样的运动并不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着手，因此，它也被学者称为生活风格运动。这种自下而上的陌生人之间的文化性共享对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共享，具有补偿作用。这种自发性的陌生人之间的共享无需增加增量资源，仅借助存量资源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并因此有助于减轻消费主义给环境造成的压力。

全民共享：共享发展的广东经验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永刚

　　全民共享是共享发展在广东落实发展的经验总结与鲜明特色，也是广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全民共享理念，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发展理念，以共建促共享，以共享促发展，在全民共享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以民生领域为重点 实现全民共享

　　广东始终将民生领域作为工作重心，以实现全民共享的目的。第一，抓好主攻方面，保证民生福祉。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广东抓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主攻方面，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问题，辅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举措，统筹推进，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民众。第二，保障底线民生，切实补齐短板。“提高底线民生保障水平”已经连续两年列为广东十件民生实事之首，通过提高养老金标准与低保补助水平来保障底线民生，切实补齐短板。第三，动员人人参与，形成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模式不断转向社会多元主体共治，鼓励全民参与，实现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良性互动。

　　立足底线均等 大力推进社会服务均等化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差别的前提下，保障居民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质为“底线均等”。基于此，广东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重点发力，推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在实践中形成了显著特色：公平优先与兼顾效率相结合，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先行先试与完善制度相结合。

　　结合实际，实施社会事业与政府购买服务

　　广东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支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转型发展，增强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第一，开展试点与分步推进并行。分行业选取四个典型单位开展试点，分四步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第二，经费测算和收入管理共推。购买主体按照“以事定费”的原则，根据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项目内容，综合物价、工资、税费等因素，结合零基预算改革要求，合理测算项目所需支出，做好经费预算安排。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依然纳税，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第三，多措共举，扎实有效推进。为防范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低效和腐败问题，在现行监管框架及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财政、民政以及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府部门的各自职责，强化监督管理举措。

　　精准扶贫 广东经验点亮全国

　　精准扶贫是广东共享发展实践的重要举措，已经取得了丰富经验，并在全国推广。第一，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协同发力。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的大扶贫格局。第二，规定动作与自选创新动作双管齐下。广东提出“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升，五年稳定脱贫”，目的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多种方式共推进。第三，强化脱贫攻坚政策支撑。积极发挥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确保政府资金投入与脱贫攻坚责任相适应；发挥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作用，创新扶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引入现代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要素，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第四，夯实脱贫攻坚的基层基础。广东始终选派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同时推进强镇帮村工作，发挥贫困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共享发展的实践指向和推进理路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陈帅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在科学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同时为如何落实共享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第一，共建共享，多元参与和责任共担是共享发展实践指向与基本前提。就发展本身的目的而言，共享发展之“共享”不是一种平均主义意义上对既有的社会成果的直接占有，而是在共担基础上的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是共享发展的实践指向，是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构建起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共建”的核心是多元参与，是在坚持“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基础上，致力于形成一种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新形势。从共建和共享的逻辑关系分析，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共建本身就是共享的实现路径，同时也是共享的过程。共建的水平越高，共享的基础就越坚实。只有全民共同参与到社会发展建设中来，共同承担社会发展的成本，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才能使共享成为可能。这种意义上的共享才是共享发展之真谛，不是“坐享”，而是通过人人参与，发扬民主，汇聚民智，调动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全民共建，在社会发展中实现的更高水平的共享。

　　第二，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共享发展的现实选择。“共建”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础，“共治”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经之路。“共治”不仅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共享发展的现实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格局。

　　“共治”意味着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多的结构性的组织形式调整，需要建立起相应的配套设施，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层面还存在着城乡、区域等方面的差异。这就需要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治理的均衡化发展。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从以往的全能政府角色中脱离出来，积极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基层的自治能力，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深入开展民主决策实践和民主治理实践。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处理社会事务，在良性互动中达成共识。政府也可以借此从大量具体、繁琐的社会治理活动的实施，转向对社会治理的宏观管理，从而提高治理效率。

　　第三，成果共享，建构公平正义、规范有效的分配格局是落实共享发展的直接方式。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是公平正义，分配公平是共享发展的基础内容，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最直接的体现。建构公平正义、规范有效的分配格局是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环节。

　　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互动，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厘清政府的职能。做到不强行干涉经济活动，同时能够恰当弥补市场的失灵，将“蛋糕”做大。另外，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将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政府需要强化再分配职能。完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政策，加快完善税收体制，强化税收调节，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的再分配调节，加大对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转移力度，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关注弱势群体，发挥政府的兜底职能，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的转移支付。健全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在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的同时，要做到全面覆盖，拓宽社会保障的类型，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需要。健全重点群体的收入分配风险防空体系，建立精准扶贫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履行民政工作使命

⊙广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 王福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近年来，广州民政部门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遵循，践行民政工作宗旨，履行民政工作职责，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深化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一，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守住民生底线。一是社会救助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综合生活保障、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医疗救助、住房保障、教育资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综合保障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二是救助标准稳步提高。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的低保标准调整机制，健全低保动态管理与促进就业、社会服务、诚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等联动机制。目前，我市城乡低保标准950元/人/月，低收入困难家庭认定标准、城镇“三无人员”标准、福利机构供养人员供养标准、孤儿养育标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等联动提高。三是医疗救助体系不断完善。修订出台《广州市医疗救助办法》，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覆盖全体居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救助保障体系，近年来年均实施医疗救助80多万人次，每年发生医疗救助费用约4.5亿元。四是特殊群体保障有效加强。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将困境儿童分类纳入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救助保障范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关爱，推进 “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五是推动社会救助精准公平实施。建立了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机制，核对信息共享从2015年的9家单位15类扩展至目前的48家单位23类，确保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实施。

　　第二，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一是推进城乡社区协商。统一城乡社区议事厅标识，健全议事制度规则，推动城乡社区议事制度化、规范化。目前，全市1144个行政村实现村民议事厅全覆盖；城市社区建成居民议事厅1396个，覆盖率88.3％。初步构建了以城乡村（居）民议事厅为平台的民情收集、民主决策、街坊议事、多方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二是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引导鼓励其参与社会管理和公益服务。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采取“60%政府资助+40%组织自筹”的方式，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善治”模式。2014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累计投入1.01亿资助696个公益服务项目，撬动社会配套资金6438万元。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在全省推广。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实施社会组织党建“红苗工程”，以党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三是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出台全国首部社会工作领域地方性法规《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制订出台加强社会工作意见、政府资金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实施办法等。深入推进“社工+”战略，建立与财政、司法、卫计部门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联动机制。“政府主导、社会协同、项目运作、专业服务”的广州市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在2016年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上推广。

　　第三，推进适度普惠的养老福利服务，满足广大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深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统筹推进全国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和广州市“3+X”创新试点，深化医养结合，统筹整合各类为老服务场地、设施和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综合便捷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构建全覆盖的社会化“大配餐”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共有996个长者饭堂，“市中心城区10-15分钟、外围城区20-25分钟”的养老助餐配餐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广州市全覆盖的社会化“大配餐”服务体系项目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民生决策奖”，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持续正面宣传点赞，省委深改组、省民政厅向全省推广。二是提升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推进养老机构建设，对民办养老机构给予运营资助和床位补贴。目前全市养老床位6.4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0张。三是保障特殊困难老人老有所养。实行困难优先、公平轮候的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将特殊困难老人纳入绿色通道。建立“关爱地图”，加强独居、空巢、失能等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资助特殊困难老年人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及安装“平安通”。四是拓展老年优待。为70岁以上长者发放长寿保健金。实施“银龄安康”行动，政府出资为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参保覆盖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