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在我国理论界至少有三种看法：（1）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2）商品经济是内容，市场经济是形式；（3）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我基本上同意第三种看法。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不仅使产品成为商品，而且使一切生产要素都成为商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市场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被称为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是对商品经济的否定，相反地，它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供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求变化也影响资源配置，但由于价格是固定的，供过于求，表现为积压；求过于供，表现为脱销，只能根据积压和脱销来调整生产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同了，市场供求变化决定价格高低，价格的升降反过来又影响供求。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当跌到价值以下时，生产者亏了，一部分生产要素会转移到其他部门；求过于供，价格上涨，当涨到价值以上时，生产者赚了，就会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吸引到这个部门来。我们说，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质上是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当然，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难免会有盲目性或无政府状态，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同样是由市场供求变化，也就是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在这一点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一再指出，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没有区别呢？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上主要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在，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体的，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得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我国，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后也还需要利用计划作为经济手段。但是，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体制并不成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逐步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这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没有理由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事实上已经回不去了。另一种，认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不应该也不可能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迟早得实行私有化。我也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实行私有化。这两种观点，来源是一个，还是固守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行市场经济的老看法。这些观点，早已被现实经济生活所否定。

　　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1985年以后，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讲话表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不是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当时，公有制已经是主体。他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对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否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一方面，这种所有制形式不利于调动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性。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才能使经济全面发展，市场不断繁荣。我国市场最繁荣的时候，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竞争，公有经济没有压力，缺乏活力，很难改善经营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其他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公有经济面临着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的局面，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

　　第二，表明在中国不能搞私有化。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公有经济中集体经济（主要是乡镇企业)也发展很快，国有企业的发展相对要慢一些，但并未改变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经过19年的改革开放，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格局。这样一种格局，应当长期稳定下来。

　　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通过没收或赎买剥削阶级的资产建立起来的，是全体劳动者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是通过个体劳动者的合作化建立起来的，是部分劳动者的公有制。由于国家是全民的代表，全民所有制也称国有制。公有制，还包括中外合资和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资产的经营方式或组织形式，这可以有许多种。我们用过的就有：国有国营、承包、租赁和股份制。股份制又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等，还有大型企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想单用某一种形式搞活国有企业是很困难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由于国家的性质不同，它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兴起或者实行私有化，归根到底，都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当某一部门的产业需要国家扶植时，就实行国有化，当这一部门产业成熟，国有工业企业扶植产业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可以用私有化的办法退出该产业而让位给私营企业去竞争。在那里，私有、国有都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当然也不会动摇其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起主导作用。对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必然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地方。

　　三、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股份公司是资本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资本主义早期的资产经营方式，是采取独资或合伙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本及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属于个人，两者是统一的。随着资本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趋尖锐，独资和合伙的形式已经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就出现了股份制。股份制冲破了私人资本的局限性，成为社会资本。在股份制企业里，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所有权归股东，企业作为法人，则拥有了处置企业财产的权利，即企业的经营权。社会资本的出现，打破了个人资本的局限，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增加了企业的稳定性，降低了融资成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仍然是资本主义企业。第一，社会资本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第二，股份公司作为法人，所属资产在形式上是归全体股东“共有”的，但本质上还是私有财产，因为股权归私人所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社会所有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股份制，一方面是资本集中的产物，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不能把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私有化等同起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计划一直管到企业。结果，一是把企业管死了；一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因此，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必须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职能分开。

　　为了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我们在资产经营方式上曾作过多种探索。开始是搞承包制，后来是利改税，利改税第二步走不通，又回头来搞承包，并开始股份制试点。有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实行私有化。虽然看法不同，股份制试点仍在扩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说：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决定》讲了规范的公司的优点和不同投资主体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特别指出，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应由国家独资经营，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决定》还指出，实行公司制不是简单更换名称，也不是单纯为了筹集资金，而要着重于转换机制，要通过试点，逐步推行，绝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哄而起。我认为，《决定》颁布以后，股份制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在理论上否定了搞股份制是私有化的看法，在实践上则为股份制改造规定了若干原则和具体进行的步骤。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若干成功的实例。

　　现代企业按照资产构成可以有多种形式，公司制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公司制也不等于股份制。建立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需要具有许多条件。从试点企业的结果看，建立股份制企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股份制企业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经济效益，但不是只要采取这种组织形式，就立即可以提高经济效益。经营不好，股份制企业经济效益也上不去。为了使股份制企业显示出它的优势，一方面，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利切实交给企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只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政企分开），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有好的经理、厂长，有好的经营管理机制，有好的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以后，也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经济学教授。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有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