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当·斯密与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斯图亚特、弗格森）通过工场手工业分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他们一方面盛赞这种合理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与此相伴随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第一，分工的发展和机器的初步引入，使生产获得了一种骤然扩张的弹力，经济生活过程原有的均衡会由此被打乱，造成工人失业。第二，分工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譬如斯密写道：“在文明社会，虽然实行分工，但却没有平等的分工，因为许多工人没有工作。财富的分配并不是根据工作的轻重。……负担社会最艰难劳动的人，所得的利益反而最少。”“要是我们说，给全世界提供衣着之人自己却衣衫褴褛，一点也不过分。”[②]最后，分工带来了异化的发展。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割裂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联系，劳动者由于过度分工在精神上变得弩钝，并且这种弩钝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发展成正比。[③]一位作者瓦切克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证明在异化问题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并由后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阐发。[④]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对直接生产者的影响被概括为：生产者作为主体在这一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从属生产资料的客体。马克思将此视作拜物教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起源。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切，与重商主义恰好形成对比。重商主义把商业资本的发展视为近代国家追求政治权力这一目的的手段，市民社会诸阶级尤其是劳动阶级仅仅是这种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工具。赫克歇尔认为，十八世纪末叶人道主义和慈善主义精神的滋长是使重商主义终结的有力因素之一。[⑤]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复苏和重商主义所催生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相伴随的，后者使尊崇个性的个人主义成为普遍化的社会价值；而在重商主义那里，个人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原本为重商主义视作手段的东西，即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了塑造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经济借助于实用主义的政治摆脱了伦理和宗教的束缚，并且最终也要摆脱政治本身的束缚。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代替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⑥]重商主义即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作为国家的理财术而发展起来的。人们把这种理财术与古代按奴隶制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家庭或庄园的理财术（所谓“经济”）相类比，并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随着经济本身日益取得独立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也经历着微妙的转变。斯密虽然仍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⑦]，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所提倡的手段与重商主义截然不同。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又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个原理宣称：不管个人经济行为的起源或动机如何，就其最终结果而言，注定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⑧]易言之，不需要由外部为经济行为确立任何规范。毫无疑问，这是使经济从各种旧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的一步。单纯从逻辑上看，“看不见的手”完全是个独断的教条。马克思指出，由每个人追求利己主义目的这个前提出发，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利益的肯定，而是普遍利益的否定。[⑨]抛开“看不见的手”原理为解除资本自由运动的障碍所起的意识形态作用不谈，它以头足倒置的方式表达了下面这个事实：“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⑩]斯密的片面性，他表述问题的“抽象”，在于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当作给定的前提，并且以人类学方式永恒化，而不是当作历史的产物，当作由资本主义经济总体性内在地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