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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批判与马克思 ———种实践哲学视野下的重新思考
2016年09月15日 15:04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谢永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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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由于“时代诊断”的差异,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技术批判理论,但马克思的 现代实践哲学视野本身已经包含了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可能性。这种可能的 技术批判不同于以往技术批判家对马克思的理解。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等人由于未能真正 立足于生活世界来理解技术,所以造成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之间的虚假对立。而事实上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相似的存在视野才能为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可能。海德格尔未意 识到马克思对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所以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现代技术本质相同。 但事实是,唯有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才能提供一种对技术本质的现实理解,并为技术 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现实的途径。

  关 键 词:技术批判/技术/实践哲学/马克思

  标题注释:本文在一种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技术批判”这一概念,用以指韦伯之后出现的对现 代社会技术问题的各种哲学批判,它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批判”、海德格 尔的“技术的追问”,等等。

  马克思与20世纪兴起的技术批判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就其处理的核心问题而言,马 克思与技术批判之间似乎总有一定距离,但是,马克思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 批判理论之中——无论其对马克思持何种态度,几乎所有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都无法绕过 马克思。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直接视为一种技术批判理论,因而马克思 本人即是一个技术批判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又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者或 技术乐观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与培根和笛卡儿等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疑,在 这一问题上,以往对马克思的解释是非常混乱的。如今,技术问题日益尖锐,马克思主 义哲学回应这一现实问题的要求愈加迫切,而对马克思与以往技术批判理论的关系的反 省以及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重新理解和建构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下面我们计划通过对技 术批判的诸种进路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作重新阐释。

  韦伯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诊断”及其意义

  技术批判乃是哲学家对已经突显为问题的现代技术的自觉回应,而这一问题之所以能 以“时代问题”的方式突显出来,直接地要归功于韦伯的“时代诊断”。就此而言,马 克思与技术批判之间的确有一定的“距离”,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明显地不 同于韦伯。我们的考察就从马克思和韦伯的不同的“时代诊断”开始。

  思想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 。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和韦伯的“诊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和影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在相应生产力的 推动下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得以确立其地位的。而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 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时,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因而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 “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 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8页。)。而韦伯尽管从未像马克思那样从某一明确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时 代做出断言,甚至还有意避免运用“有关社会发展的任何模式”,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现代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人 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过程,也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 本形式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aet或purposively rationality)的贯彻和完全实 现。(注:参见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27~128 页,以及Martin Albrow: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0,p.142。)

  这里我们不妨暂不去追究谁的“诊断”才真正切中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先考察一 下各自所带来的理论后果。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时代问题”把握为经济问题,因此这 一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可以 说是马克思本人一生理论活动的主题。而韦伯则将问题把握为技术问题,这一把握实质 上已经隐含了后来的技术批判。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不必多言,对韦伯的 合理化过程的分析则是我们理解后来技术批判思潮的关键,因为技术批判家一般直接地 将目的理性作为其批判的对象。韦伯将人的合理性行为(rational action)区分为两种 ,即目的的合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行为和价值的合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 。前者作为达到某种理性目的的手段和条件,其本质就在于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 和权衡,而后者则不计后果,直接地即是其追求的目的。(注:Martin Albrow: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0,pp.141~1 44.)显然,后者的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而前者则来源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在韦伯看 来,这种手段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根据韦伯的“诊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目的合 理性逐步扩展,而与之相应的则是价值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从而现代世界便成为这样一 个高度合理化的世界: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 业化、政治领域的科层制、甚至学术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无意义”化都是合理化过程的 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 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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