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瑞雄，广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 541001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南京)2000年第01期

　　内容提要：关注并努力消除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现象，是费耶阿本德科学观产生的背景。然而，在批判这一现象产生的重大根源之一——科学沙文主义时，费氏并未走上融合科学与人文的道路，而是从根本上消解这一问题。

　　关键词：科学/人文/融合/消解/后现代科学观

　　在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了一种强劲而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潮流，这就是后现代思潮。这一思潮的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一般都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其中有一支侧重于反对科学主义的流派，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中，由于对科学的“破”和“立”偏重程度不同，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重在“破”甚至“只破不立”方面者，为“否定性的后现代科学思潮”，而在“破”的同时，更重“立”的方面者，为“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思潮”。前者典型代表人物有费耶阿本德、罗蒂和利奥塔等，后者则有大卫·格里芬等。本文只论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及其对人们融合科学与人文努力所造成的影响。

　　一、对传统科学观念的批判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是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一大严重问题，传统科学观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是导致这种分裂对立的最重大的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及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将科学视为理性的化身，将科学与“客观”、“真理”划等号，因而使科学取得了特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傲视和否定其余一切文化。对此，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并努力寻求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可行途径，如萨顿主张科学人文主义，波兰尼、马斯洛等人则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主张（注：见拙文：《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传统的观念总是把科学视为理性的事业，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立还是其证明检验，都是在归纳、演绎、观察和实验等方法下进行的，都是理性的。到波普尔那里，科学理论的发现和创立则变为要靠灵感、直觉等非理性手段去猜测而得到。但是，除了科学理论只可证伪而不可证实外，其检验和竞争仍然被认为是理性的。在此之后，库恩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无论是其发现、创立还是检验、竞争，都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并非一种认识，而只是一种信念，一种科学家等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范式”。费氏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库恩的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想，明确提出科学不可能排除非理性，科学的胜利常常有赖于非理性手段和非理性方法。这样，科学就不应受到人们如此推崇。但实际上它却非法地获取高位，并以君临一切的姿态对待非科学，变成了十足的科学沙文主义。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压迫，服服帖帖地充当奴隶，科学因此变成了一种最新的宗教。费耶阿本德愤然指出：“新的一代承认西方在物质和智力上的优越，把它归因于科学。科学被输入、讲授，并把所有的传统要素撇到一边去。科学沙文主义胜利了：顺科学者昌，逆科学者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方法，而且是这种方法迄今所产生的全部结果。与这些不相容的事物必须被消除。”“科学是最为晚近的、最富侵略性的、最为教条的、宗教式的社会性事业。”（注：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London:New Left Books,1979（邱仁宗译）。）

　　他指责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原则，及其要使科学更“理性”、更准确的企图，指出这些原则和企图必定会使科学出丑，会使科学发展受到阻碍。因为科学史表明，科学方法论、理性的规律往往比想象的更无齐一性、更混乱、更具“机会主义”色彩。如果企求某种对科学研究普遍永恒有效的方法论必定会落空，原因是其实际上并不存在。“说它是不现实的是因为其对人的才能以及促进或引起才能发展的条件持着过分简单的观点。说它是有害的，是因为坚持规则的努力必定会提高我们的专业资格，牺牲我们的人性。此外，这种想法对科学也是不利的， 因为它忽视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物理和历史条件。 ”（注：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Theory of knowledge,London:New Left Books,1979（邱仁宗译）。）如果还要继续追寻科学的独特方法，那么就必定会遭遇“怎么都行”的“规则”，这就无疑等于说：“不经常排除理智，就没有进步。今日形成科学基础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有偏见、奇想、激情这样一些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反对理智，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注：Paul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London:New Left Books,1979（邱仁宗译）。）既然如此，科学就比科学哲学所承认的更接近神话。

　　费氏进而将批判的矛头从科学主义转向了科学本身。他认为科学之所以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并主宰一切，并不是由于其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更强等优点，而是因为情况被操纵得有利于它。所谓的“情况”，实质上是指科学与国家的紧密结合，以及国家机器为科学唯我独尊、打击压制其他文化提供保证。换言之，科学与权力紧密结合并互相利用，于是，它便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甚至成为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注：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 第114页。）。关于这一点，利奥塔也持有相通的观点， 他曾指出：“科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81页。）而现代科学知识已将其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都变成了自我合法化的途径，并在此过程中给自身赋予了权力。科学在现时代的中心地位是以政治、军事、资本等权力等为原动力求取合法化而获得的。简言之，正如培根曾说过的，知识与权力是合二为一的。费氏指出：“科学的优越性同样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注：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现代科学知识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而走向合法化。 实际上，它又因此使自己的地位降至了最低点，即变成了“意识形态”或纯粹的“权力工具”。费氏说，科学的这种行径是“惹人注目的、耸人听闻的和冒失鲁莽的”。在合法的外衣下掩盖着不合法性，必须通过将之与国家权力的分离降低其现有的不当地位，才能恢复因此而丧失了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