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eritage of Marx's Political Ethics

　　作者简介：王仕国，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原文出处：《伦理学研究》(长沙)2014年第1期 第23-26页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虽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中，但却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遗产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科学性和价值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的总体性；这一思想因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以及对当今实践的指导性而具有当代性，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

　　关 键 词：马克思/政治伦理/当代价值

　　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有不少著述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忽视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因而没有伦理学维度，但更普遍的观点是，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超越了伦理和道德，所以伦理和道德问题才从未进入过马克思的核心视域之中。之所以产生上述的歧义，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是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往往融入于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会之中，伦理建构与政治批判往往是同一逻辑过程的两个载体，前者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后者则以“显性”的方式表现，相互交叉中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应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一重要思想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其中。随着人们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深入，发现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在场”感非常强烈，进一步发掘和阐释他的政治伦理思想遗产很有必要。

　　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方法论的总体性

　　正确评析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遗产的价值，须首先把握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方法论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看来，总体性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本质性特征。他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P47－48)而这一方法的突出特征就是总体性：总体把握生活世界、精神现象和人类命运。所以，总体性的方法是马克思“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2](P58)尽管马克思在他很多著述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总体性”这一范畴，但“总体性原则确实是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之思想发展的一条不变的线索”。[2]马克思研究和解决政治伦理问题的方法也彰显了这一总体性思维方式，并用这一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建构了完全有别于传统伦理学的新型政治伦理。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伦理问题经济分析，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其基本逻辑是：伦理道德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历史上的任何伦理道德现象的变化，都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总体架构中去理解和把握，因为伦理道德是经济问题的反映，也是经济问题的副产品。这就是伦理问题的经济分析。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是政治伦理形成和变化的内在依据，而社会生活是作为整体的总体性存在，因而决定了政治伦理的总体性。但通过经济分析虽可以找出政治伦理问题的真实原因，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需要进行社会的政治变革，从而瓦解旧的经济基础，而后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彻底解决政治伦理问题。这就是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如此，马克思为何没有更多的关于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论述，使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的疑问，便可以从理论方法中找到答案：他不认为伦理问题可以在精神世界能够得到真实的认识和有效的解决，所以经济分析几乎“遮蔽”了他的伦理逻辑；他也不认为道德抗争可以解决他那个时代政治伦理的非道德性，所以政治解决几乎取代了道德改造，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单纯道德批判是软弱的，是无效的。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总体性方式虽使他的这一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不够突显，但却是马克思的政治伦理超越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思辨逻辑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恰恰是这份思想遗产的珍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