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arx's Critique of Fetishism

　　作者简介：孙亮(1980- )，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4年第201410期 第9-13页

　　内容提要：勘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从其“拜物教批判”所具有的内涵出发加以深化。拜物教批判是对特殊替代普遍过程的“颠倒”，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不过都是一种“特定”的存在，将被“普遍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形态所替换。拜物教批判内涵的“对象规定性”决定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必须将其置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才能真正切中其“政治的本质”。拜物教批判使得人们能够洞识历史本质，从而激活阶级意识以颠覆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政治体制。

　　关键词：马克思/拜物教/政治哲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09)；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JC720029)。

　　建构一种异质于柏拉图主义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念，或许是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所持“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然依赖于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的观念[1]85。不过，随着技术主义诞生对目的与机运过于迷恋的传统政治哲学中“柏拉图主义”一脉遭到摧毁，转而又陷入了“自然必须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这样一种政治理解方式[1]88。诚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我们在古代政治哲学家那里接受了滔滔不绝的风俗与德性，可是，现如今我们却走入了另一个拒绝道德仅仅讨论货币的时代。正是如此，马克思的政治理念便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视域的名义下被理解为“实证主义”或者是一种“价值规范”[2]。后者在今天诸如科恩等为代表就是以“澄清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规范性基础”为重任。前者则被一些学者放置到商品世界中加以确认，可是得出的结论令人倍感失望，认为马克思的讨论一直局限于商品和价值，因此，也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各种观念[3]。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这种困境的理解并无高明之见，不过正是“将政治变成历史经验总体化的最终形式，即由主体哲学勾勒的、基本上是归属于现代形式的哲学的完成”[4]。摆脱这种困境，需要植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变成一种“物像化”(Versanlichung)的关系、资本主义政治是否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存在以及无产者是如何能够洞悉这一“物化”(Verdinglichung)的关系而走向颠覆之路的，这些问题与马克思如何理解政治哲学直接相通，而这一切均体现在其“拜物教批判”的思想方法中。因为政治的秘密被“商品的神秘性质”所决定，而破除“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理所当然可看作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始源性问题”。

　　一、“资本主义政治的特殊性”：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性特质

　　虽然施特劳斯说过做哲学必须做政治哲学这样的话，可是如何陈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总给人一种无力感，这并非来自于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能言说，而是现如今的任何有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言说都处于被封闭在固有的“政治”概念框架内理解的危险中。依照一种流俗的看法是，政治的固有理解通常存在三种路径，“日常语言的途径”“思想史的途径”以及“概念史的途径”[5]1。除了这些路径所构成对马克思政治理解的障碍外，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据说是现实中“工人阶级队伍的极具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6]。而且在一个“政治学语言在全世界实际上日益具有自由主义的特色”的时代，肇始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之“政治”的悬置而抽象地摆弄“经济”，或者是如自由主义者们乃至号称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政治本体论”不过也是试图在“经济”与“政治”之间打进楔子，以便能够长期以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那么，如何洞穿资本主义的政治？从哪里出发？一种横行流布的见解是，“在社会体系中存在两个利益和角色都截然相反的阶级……两个阶级变得日益对立，而且，社会冲突也变得愈益明显和旷日持久。这使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衰亡的力量”[7]。而流于此种看法的后继者们始终苦恼于被告知“阶级已经无效”。实质上，资本主义政治的灭亡逻辑是“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性特质的必然呈现。

　　拜物教(feitish)实际上就是一种“非替实”的过程，它是一种以特殊替代永恒与普遍的过程，而拜物教批判不过是对这种过程的“颠倒”。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中，马克思批判经济学家们常常“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就是说由于“特定社会关系”所赋予的“特殊内涵”被看作为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8]。这形如一个恋物癖者本来所恋的是人本身，现在却恋上了人的某一个特殊之物，并把这一特殊之物当作迷恋之人。由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已经深陷这种“拜物教观念”中，例如没能洞穿此种观念的货币主义者就是这样，因为“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9]。这就是说，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该物的属性便丢失，金银只有置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它才是货币。诚如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10]723。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突破了经济学视野，也从政治哲学的高度重新为资本主义政治命运设计出一条新的道路。“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1]。所以，那些认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主导的政治架构非灭亡或者是具有自然的、永恒性，不过就是将现实存在的“特定政治”看作为“政治的自然属性”而已，这种拜物教的政治哲学理解显然无法达到对“政治”具有原则高度的彻底理解。

　　接着马克思对经济学家的指认之后，我们的任务显然是挑明“政治学家们”的拜物教观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不是一位政治学家，如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一样”[12]。这需要我们集中到有关现代政治哲学本质的财产权上来进一步阐明。一般来讲，17世纪英国革命之后的财产权被洛克、斯密给予肯定性理解，这是因为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成了对特定时期政治制度辩护的基本路径。但是，正如波德莱尔以居伊口吻所表达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苦”一面那样，财产权作为政治制度根基受到了质疑，从卢梭到黑格尔以及到普鲁东直接宣称“财产权就是盗窃”分别指向了财产权，马克思的质疑撼动这个根深蒂固的财产权借助的正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拜物教的历史性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前提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也就是说，劳动者与其天然的“实验场”土地脱离开来。但是，现实的这种分离是否是一种人类的原初境况？按照现代的政治哲学理解，总是将现在的政治问题投放到“自然状态”之中，所以社会契约论这类说法本身无非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学家的一种自我辩护的投射。但是，马克思通过拜物教批判分析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在原初的时代，即那种“作为共同体个人”的财产权的内涵不过就是“把土地，把大地当做劳动的个人财产来看待的关系”[13]134。他逐一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并得出结论说“劳动者就是所有者”。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正是以“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为前提的[13]148。正是这样，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分离，“所有权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从拜物教思维出发的人，只能将劳动与劳动所有权的分离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而从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思维出发，将会懂得两者经历了从“普遍性”的统一到“特殊性”阶段的分离。而克服的方案，将不能以一种“特殊性”的生产方式来取代目前的生产方式。当马克思说只有物质生产过程是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时[14]97，前“自由联合体”的政治制度本身随之被宣判为“非法的”，所以，政治哲学的前景将被视为否定此种“特殊性”走向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