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4日，《经济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农村形势很好，农业形势严峻”长约近5000字的文章，差不多占了头版五分之四的篇幅。这篇文章是我和宋红岗合作写成的，普通记者的一篇稿子，能在头版做如此突出的处理，这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报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社会学家陆学艺谈喜与忧”，正是记者采访陆学艺后对他的观点的记录和评介。

　　文章发表当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打电话给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说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些情况还要进一步了解，想到报社来同记者聊一聊，听听记者和被采访者的看法，了解一下记者采访的见闻等。大约又过了一、二天，朱厚泽只身一人来到经济日报社位于王府井原人民日报社后面一栋三层小楼，在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由范敬宜总编辑等陪同，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而且主要是听、问，了解陆学艺对农业、农村问题的系统看法，了解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到了中午，厚泽部长就在报社员工食堂和我们一起用餐后即离开报社。

　　在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了一篇报上的稿子，亲自到报社来，同记者平等的交流座谈，深入了解专家学者的看法，在我的孤陋寡闻的记忆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

　　厚泽同志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和公仆本色，也可以看出在那个特定时期对农业和农村问题（那时还没有“三农”提法）的判断和分析，有高度的敏感性。

　　“农村形势很好，农业形势严峻”正是陆学艺在采访中表述的他的基本判断。而在事实上，陆学艺的这个判断在当时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无论在农口还是在农口之外，都有不算太小的轰动效应。一个“很好”，一个“严峻”，陆学艺把许多不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一时很难理解的互相矛盾的判断并在一块提出，正是陆学艺的高明处，也正是由此切入才能把现状说清。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引述的“通过多年来对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和对农村九年改革状况的观察和思索”中陆学艺指出，分析当前农村形势，要区分农村形势和农业形势这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这样许多问题就能看清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基本是单一的农业经济，那时说农业形势好就意味着农村形势好。经过九年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变了，特别是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村产业已不再是只有单一的农业，农业经济不再等于农村经济。

　　也正如我们以和陆学艺交流互动的形式，在文章中用楷体字在括号中所做的点评写到：“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地与商品交换和货币利用相联系。上述变化已交织出一副中国农村经济正在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奋进的崭新局面。这种历史性进程的深刻含义和影响，恐怕并不是每个人特别是城里人都能完全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是一副气壮山河、色彩斑斓的雄伟画卷，中国的改革是最先从农村取得突破的，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和新兴起的包干到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释放使压抑多年的农业生产力获得大解放。过去年年为粮食生产上不去而发愁的局面迅速改观。1984年还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大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000多亿斤到6000多亿斤，用了整整20年时间，而农村改革后从6000多亿斤增加到8000多亿斤，仅仅用了5、6年时间，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乃至到1985年全国出现了相当大范围的“卖粮难”、“卖棉难”等和“打白条”等现象，当年又出现了粮食棉花较大幅度的减产。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一些坚持“左”的看法的人又在散布包产到户不行了，对农村改革说三道四，社会舆论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对粮棉减产的背后深层次原因看法不一，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出现很多议论。

　　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同样是高度认同和坚决支持农村实行以“双包”为主的家庭联产经营责任制的同志之间对当时形势及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也有些微妙的差异。从大学开始就关注农业问题，当时又正在山东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陆学艺感到有责任做些分析。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调研组”，时任院长马洪批示：办体制改革试验县要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商量，取得他们的支持。马洪批示后，很快得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重视和热情支持，提出在地县由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央农研室全力支持，并专门派时任中央农研室联络室负责人的王岐山进行联络，后经与山东省委商定，点定在德州地区的陵县，并决定由陆学艺任组长，1983年10月，他就带领课题组到陵县蹲点，并兼任县委副书记，从那开始三年时间他在陵县经历了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大发展的过程。调研组的调研成果返京既向社科院领导汇报，也向中央农研室领导汇报。1985年5月，中央农研室还在陵县召开了华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讨论会，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和王岐山同志到会讲话。课题组在陵县调研三年，业务上的指导实际上中央农研室，而中央农研室也一直把陵县当做他们的点儿，那几年中央每年召开的农村会议，陆学艺都被中央农研室作为试点县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他也多次参加农研室召开的其他会议和一些调研活动，熟悉和了解80年代中期中央五个1号文件的起草、讨论、制定、通过等情况，所以他不仅对陵县的县情和基层情况了然于心，也对全国全面情况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正是由于既能接“地气”，又能“通天”，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有足够的信息量，做到了“顶天立地”、“吃透两头”，使陆学艺具有了在当时许多参与农村改革进程的同志所不大具备的双重优势，既对基层真实情况常年累月积累下了第一手资料，又对中央重大改革措施和文件制定的方略和进程有个总体把握，所以他属于在当时非常幸运、又非常稀缺的“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