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的“掌门”,陆学艺无疑是这场变革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积近半个世纪的治学功底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近两年,他领班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出的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先后在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反响。
关键词:社会学;陆学艺;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在接受《决策咨询》采访时呼吁: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刻不容缓!
两年前,刚刚履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重提“两个务必”。自那时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正在中国有条不紊地向纵深挺进。“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这场改革的关键词。这场改革广受海内外人士的好评和各阶层的拥护,并被专家概述为“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对这场社会大转型深为赞许。在接受采访时,他始终面带微笑,语调一直十分舒缓,语气也很平和。他反复强调,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这场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实在是恰如其分。
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的“掌门”,陆学艺无疑是这场变革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积近半个世纪的治学功底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近两年,他领班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出的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先后在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反响。
“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真实的民意。因此,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刻不容缓!”说到这里,陆学艺情不自禁地挥了挥手,表情相当激动。
构建和谐社会势出必然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公众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这次会议的《决定》,以1459字的篇幅,对此作了全方位的解读。而贯穿这段文字的主线,就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论者指出,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
而这正是我国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积极倡导,并竭力呼吁的。多年来,陆学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学会的专家们,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区。他们一边深入城市、乡村调研,一边撰写论文和报告,并常常发表演说,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GDP崇拜”的反思。
陆学艺说:“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趋势。”
他向记者描绘了他眼中的和谐社会图景: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陆学艺接着向记者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背景:
“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期。”陆学艺说,清朝康乾时期,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5%,GDP占世界的30%;现在,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GDP仅占世界的4%。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战略起点。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如果经济起飞势头持续到2020年以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完全有可能跃居世界前列。
“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逐渐告别‘短缺经济’,社会问题凸显出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矛盾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陆学艺说,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国企改革、乡村体制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城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害,上访等群体性事件也有所增加,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差距正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
那么,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应当从哪里寻求突破口?
陆学艺认为,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客观地讲,在我国,起点公平、机遇公平、结果公平目前都没有能较好地实现,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十六大提出了“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对此,陆学艺呼吁,政府必须加强执行力度。他说,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政府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在优先的位置,通过二次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和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而以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到了1990年代后期,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基尼系数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标准,必须作出适时的调整。
社会分层研究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的不平等。而国内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现象,即铲除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时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1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推出,可谓是石破天惊。原先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种提法迅速激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应,或褒赏,或诋毁,不一而足。有学者甚至公开斥责,“《报告》搞乱了舆论”。提到这件事,陆学艺一笑置之。
今年7月《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出版,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但这一回的背景不同———民营企业主频频遇害,粤、闽、浙爆发“民工荒”,基层矛盾开始释放。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地位认知、农民工向何处去、下岗工人的出路等问题恰恰是这本书的关注点。于是,境内外媒体又一次聚焦社会阶层研究,又一次聚焦陆学艺。不过,这一次,口诛笔伐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一些出版商、学者和媒体开始借这股风潮造势,一时间议论纷纷。
陆学艺说,社会分层研究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大有裨益。比如对“新中间阶层”的研究。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由此派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我国能否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形成一个“新中间阶层”?如何发挥其“缓冲层”、“稳定器”的功能?……近年来,这些问题成为学术界的又一争论焦点,也日益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
说到这里,陆学艺朗声地笑了起来,“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举世瞩目的社会变革之中,是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继续。而促成新型社会结构要素的生长,促进和谐社会的生成,亟待制度创新、文化价值整合来加以保障。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学正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社会学家正逢大有作为,能够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