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化媒体的出现与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挑战绝不仅仅局限于传媒业的困境与转型。新媒体对普通公众的技术赋权重塑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因而对附着于原有社会结构之上的管理机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传统信息传播体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矛盾频发。互联网治理迫在眉睫，当然，这种治理必须是社会整体改革逻辑中的一部分，否则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目前互联网治理的最急迫的问题在于社会危机事件发生以后，缺乏有效的手段加以应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等信息和言论把关以及舆情监控等手段并不总能真正发挥作用。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等信息和言论把关为例，各地各部门认识程度差异较大，在尺度的把握上也缺乏严格标准。语出惊人的官员层出不穷，而将问题扩大激起公愤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利用公安部门甚至是网络公关公司通过删贴等手段掩盖事实的做法在各地仍然很常见，而这样做恰恰导致了更为激烈的舆情反弹。而舆情监控也是如此。首先，网络舆情监控极大地加重了政府的负担，无论是人员还是精力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影响了部门日常专业工作的效率；其次，监控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步骤，重要的是分析和判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因此政府的应对仍然漏洞百出；最后，部门一把手对网络舆情的重视和专业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网络舆情监控工作的开展，所以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不仅说明了政府官员在应对危机方面缺乏专业能力，也说明了目前中国还缺少专业的第三方可以较好地处理危机事件，以科学的沟通策略化解危机。即便这些手段百分之百地发挥作用，其效率仍然值得怀疑，因为相关权力结构和制度以及基于这些结构、制度之上的观念。

　　今天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在各级政府及其主政者的管控和主导之下所取得的，。虽然，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保证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产生积极效果，但是，在客观上它的确造就了改革开放的奇迹。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尽管各级政府及其运作规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功之臣”，但是，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它们也同时成为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和指涉对象。大众传播体制与这种集权模式相一致，也同样创造过传播的神话。在前社交化媒体的时代，高效率的大众传播系统一直在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保驾护航。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众缺乏发声渠道、表面和谐有序以及社会专业组织空缺的前提之下的。在这一前提之下，政府是裁判员，民众是运动员，民众根本不具备监督政府的力量和技术。今天，新媒体不仅使网络围观成为可能，而且提供了公民监督政府的技术，民众在某些情况下成了裁判员，而政府部门却成了运动员，以致在针对各级政府及其主政者的政府网络舆论事件层出不穷。大众传播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官员居高临下进行思想灌输基础之上。然而，这种传播最大的问题是，它可以到达，但它却可能没有传播效果；它可以覆盖和接触到它的公众，却无法与公众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交流。新媒体不仅消灭了大众传播的技术环境，而且也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悬殊的权力地位。这种地位的变化就导致角色的变化。命令与动员必须让位于协商和交流，而大众传播也必须转向群体与群体甚至人际的沟通。在今天这种媒介环境下，如果不断强化大众传播时代的观念和意识，非但无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激化各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