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学纷繁庞杂的语词丛中，“传播全球化”这一术语[1]，是研究者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描述信息传播方式或媒介发展态势、以及阐释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时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研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球化问题也进入了传播学的视野。尤其在国际传播、发展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全球化”不仅是学者们关切的学术热点，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语境，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与学科术语。“传播全球化”这一概念即出现在这一风起云涌的学术浪潮中[2]，并逐渐被吸收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中文“传播全球化”一词的构成，包含了“传播”与“全球化”两个语义单位，意指“传播的全球化”。一般来说，我们对“传播全球化”概念的界定与分析，可以从确定“传播”与“全球化”这两个概念的语义与内涵开始。 

　　由于传播学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不同的传播理论对于“传播”的本质和内涵有着不同的阐释[3]。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传播学体系中还没有一个统一认同的对于“传播”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本文在这里采纳我国学者对其内涵的一个界定，即“传播是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行为。”[4] 

　　而“全球化”一词，也同样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迄今在国内外学界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较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推动了国际学界对“全球化”问题的广泛讨论，还促使“全球化”成为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人们也常引用吉登斯早期对“全球化”的一个界定，即：“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有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5] 

　　然而，即使我们找到了上面两个比较恰切而权威的关于“传播”与“全球化”的定义，由于这两个术语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按照语言学的方法，我们依然很难仅仅通过把二者简单地综合或勾连起来，就得到一个清晰地揭示“传播全球化”语义及其内涵的界定。 

　　于是，我们试图从词源上追溯“传播全球化”一词的形成以挖掘概念的涵义。我们发现，如同建构传播学基础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一样，“传播全球化”这一术语也并非为传播学者的“原创”，而是源自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们对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这意味着“传播全球化”是一个与全球化思想相伴而生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