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战争是国家间经济竞争、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于是有了战略，其本源含义是指导战争全局性方略。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战争指导观的结合，是谓战略文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哲学思辨传统的区别，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特点，并从根本上对各国海军运用理论产生不同的影响。今天，将19世纪末中国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思考，进行“扬弃”，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理论规定性与北洋海军运用模式的必然性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以农耕文明为基本形态。其依附于土地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倍加珍惜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心理，是导引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的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发展、形成传统并难以摆脱传统的客观基础和依据。

　　从传说中的五帝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文化相对先进的诸夏民族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称谓，“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正宗，“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福祉。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族对四周的“夷、狄、蛮、戎”等其他种族和民族，开始了漫长的征服和融合过程。征服与融合必然伴随战争，而战争实践是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夏王朝建立奴隶制国家后，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初见端倪。首先是“服事观”，即服从、治理国家的观点，是为中华民族政治思想的理论奠基。 《尚书.禹贡》有“五服”说，《周礼》有“九服”说，都是以中原都城的“天子”为中心，每方圆500里为一“服”实施治理，由内及外，而内附天子是其核心，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政治理论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以国家社稷和领土为最高目标，从而引申了“华夷”说、“中国中心”。它导引和产生的战争观，重天命，讲礼义，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征服扩大陆地领土为功业；以“德治”为基本价值观，认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战法本于政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虽然至少从夏代开始，古代先民们就对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的自然地理特征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中国的战略文化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没有必须实施海外扩张的生存需求，没有必须进行海上战争的战略需求，国家运用军队的领域主要在陆上，根本目的是谋统一，求和平。这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特性，规定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基本走向。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改革、大发展中，运用军队进行争霸、兼并、统一的战争十分频繁，军事技术、战术、军事制度大发展，促进了战争艺术、军事思想的大发展，对战争的认识明显深化。《左传》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孙子.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儒、道、墨家学说也不断向军事思想渗透。如，儒家把“义”、“仁”、“和”等政治和道德概念引入战争理论。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重义轻利、取义舍利，道家主张“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和“后发制人”的战争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对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表现在军队的运用上，义战、慎战、守战、谋战的思想理论纷纷浮出水面。

　　义战。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讲究战争的正义性，其核心是保国安民。《吴子.图国》说，“禁暴救乱曰义”；《孙膑兵法》说，“义者，兵之首也”；《司马法.仁本》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主张“攻无道而伐不义”。而秦统一以后，“义战”的内涵自然延伸为谋求国家的统一。

　　慎战，主张理性用兵。孙子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而应当以“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为用兵原则。

　　守战，注重防御作战胜于进攻作战。《尚书.泰誓》中有“罔或无畏，守执非敌”，《孙子.军形篇》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道家的“后发制人”和墨家的“非攻”思想则最为著名。

　　谋战，追求在战争中以智谋和方略取胜，以战略取胜。《管子》强调，“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孙子兵法》极讲究讲究“庙算胜”，是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全胜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战争艺术。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它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

　　谋统一，讲义战。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敌频频海上入侵的“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清廷不得不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其“义战”的内涵放大了，但保国安民、谋求统一的核心以一贯之。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就是来自于日本侵略台湾的刺激，清廷认识到海防“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决计海塞防并举，筹建南北洋海军，“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 1884年中法战争惨败之后，清廷进行第二次海防大筹议，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并集中购买大舰巨炮，先精练一支北洋海军，以抵御外来侵略。进入80年代，藩属国朝鲜政局不稳，日本屡屡插手，清廷数次派遣北洋舰队赴朝鲜支援，实施义战。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事件挑起甲午战争之初，清廷也是正式宣战并准备“以战止战”的。

　　求和平、重防守。1874年海防大筹议时，总理衙门在“原奏”中提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 凸现了“守”为主，“战”为辅，“和”为目标的思想。李鸿章说得更明白，“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因此，清廷“以守为战”、“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是必然的，即使1885年后“大治水师”，购买大舰巨炮，精练北洋海军，也仍旧是为了“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 。其兵力部署是：北洋在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在长江口外，南洋在厦门、虎门；作战设想是：在沿海重要口岸建大威力火炮的炮台，以精练陆军配合守岸；以巨炮铁船为“水炮台”并附设水雷近岸守口；以部分外海水师近海御敌，实施“专守防御”。

　　建威消萌，伐谋伐交。清廷建立了一支远东居首的海军，不能说完全没有运用于海上以战取胜，但更多的是作为威慑力量而进行“伐谋制敌”，用李鸿章的话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表里” ，认为“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 。两次海防大筹议，其奔走呼号，购买大舰巨炮，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1年，中国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便开始在日本、朝鲜实施海上威慑。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而在海军实施威慑的同时，清廷更着重于伐谋伐交，利用矛盾，以夷制夷，希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