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代各种救国方案、各种建国主张的共同目标，是近代各派政治力量、各种社会思潮的共同愿景。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道路、实现路径，各种方案、各派人物却有着不同的思考与设计。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与国民性状况密切相关，因而重视从国民性改造、心理建设、重祷国魂入手，谋求民族复兴之策，甚至视其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

　　一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发、生成，与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发轫、启动几乎是同步的。两者的酝酿均可上溯至鸦片战争时期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出了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赶超西方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提出了“平人心之积患”即袪除“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的思想，成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先声。两者的正式形成都是在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是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源头；次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维新派其他人士在此前后提出的“开民智”、“新民”思想，则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开启。世纪初维新派、革命派的报刊中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似于民族复兴的词汇，如梁启超年提出的“少年中国”说，《新民丛报》年月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所使用的“复兴中国”、“振兴民族”华兴会年提出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孙中山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所说的“振兴中国”，等。国民性、民族精神等词也在此前后出现。年《江苏》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民族精神论》的文章而国民性一词的出现还要更早一些。年月号《新民丛报》第号刊载的梁启勋《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解释了“国民性”这一术语：“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该文还使用了近似于民族精神的“种族精神”一词，强调“无种族精神则不足以立国”。当时相近的说法还有国魂、国民精神、国民品格、国民性质、国民心理、民族性等。

　　清季启蒙思想家即从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论证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他们根据西方思想家的“社会有机体论”或“国家有机体说”，强调社会和国家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整体的状况取决于个体的质量。据此，他们认为民族的盛衰取决于民族成员的特性、素质，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复兴取决于国民性弱点能否得到克服、优秀民族精神能否得到提振。严复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梁启超分析列国“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的原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民族精神论》一文也将“民族精神”与民族兴亡密切地联系起来指出：“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糜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民族的兴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就在于“彼有一种如痴如狂不可思议之民族精神在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强调，西方列国的已然富强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其关键都在于人、在于国民，“首在立人”，“根柢在人”。这些说法都在阐明，中华民族暂时衰弱，有着国民性格、民族素质、民族精神方面的深层原因；而要实现国家富强，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通过国民性改造使国民的道德和智力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使国人的精神面貌得以彻底改观。

　　民国初年，亲历了一场现代国家建设试验的先驱者，对国民性改造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有了基于历史经验的、新的深刻认识。他们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不再是古老王朝的衰而复振它只能通过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全面转型来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国民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文化心理都必须有相应的转变。建设现代国家必须培育现代国民，“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在举国弥漫皇权意识和臣民心理的国度里，共和仅得虚名是必然的结局因此“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新一代启蒙思想家发起了通过倡导新伦理新观念以改造国民旧心理、实现人的解放、塑造新人尤其是新青年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当年曾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答复强调思想启蒙、强调从教育人手的严复但在年至年期间制定的《建国方略》中，也认识到“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而把国民“心理建设”即改造国民性放在了首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复兴观念正式定型并流衍为一种社会思潮倡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各界人士颇为重视国民性改造、国民心理建设问题其中有多位人士探讨了国民心理、民族精神与民族兴亡、民族复兴的关系。年，张君劢提出“精神元素是保障国家这一实体的根本”，把“精神力”看成比“物质力”更为重要的“立国能力”。次年，他发表题为《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的讲演谈及“我中华民族，若加以培养假以时日，定有复兴之望。不过民族复兴先则须从教养人手”要通过教养提高民族情爱、民族智识、民族意力。沈亦云撰文指出：”然则吾国存亡之关键系于吾四万万之人心；吾国复兴之机会’操之吾四万万人心理之转变。”⑩同年吴钊撰文强调“今欲复兴颓败之中国，必先转移一世之人心”，“居今日而言复兴中国之途径，探本穷源，仍不能不以人心之一念为基点”。旭初指出：“一个民族的兴亡，先要看它的心理究是兴国的心理还是亡国的心理”，实现民族复兴须有物质的准备也须有心理建设的工作“心理的建设，较之物质的准备为尤难尤急”。年，解炳如撰文指出：“复兴民族无论从何方着手，均不能漠视此民族性的改造。质言之，即改造民族性，始是复兴民族的根本办法。”年吴鼎第发表《综论民族精神》强调有民族精神才能光复故国，“我们要能复兴民族，使民族精神健全，须要先有民族意识。有了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健全的民族精神。”是年杨兴高指出：“在固有民族精神未丧失以前我中华民族是为世界各民族所敬畏’所崇拜，不受任何外力之束缚与压迫，国际地位是超越于世界各国之上。”“民族精神消失之后中外形势大变，外侮之来无力抵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中国之固有民族精神。”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奋斗，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成为走向民族复兴的枢纽与标志，民族复兴思潮进一步高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全面的提振与弘扬。

　　可见近代民族复兴思潮与国民性改造思潮是互有交集且互相推动的，国民性改造被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复兴之基点”，民族复兴则是国民性改造的依据所在与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