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在我国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发展到今天,早已经成为汉语语言学中的一门独立的理论科学。

　　20世纪初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剧烈的变革时期,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这一时期出现的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就汉语语言学研究而言,因为受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也在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使汉语传统语言学开始向现代语言学方向发展,其中反映这种转变的,就是传统“小学”中的音韵学。就在整个20世纪对现代音韵学的研究过程中,近代音的研究(即北音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中既有对上自晚唐五代、下迄清末的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发展所进行的历史考察,也有对13到14世纪的汉语语音平面系统所进行的断代研究,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真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并且在80年代中期形成空前的研究高潮,从而写下了近代音研究中最为光辉的一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在一个大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纵览20世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代音研究发展的脉络。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发生在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事实说明近代音研究的发展基本上与国语运动的历史发展同步,并且呈现出异质同构关系。

　　一

　　“国语”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清末的王照在(挽吴汝纶文》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国语”,也就是以前所说的“官话”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三个概念的所指大致是一样的。清末,许多学者从救国出发,看到日本得益于假名而民智早开,人人可以识字,他们也推行汉字改革运动。在考虑拼音文字的同时,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共同语问题。可以说,在清末推行的许多切音字方案中,关于“官话音”的拼写方案是最多的。1892年,卢慧章在《一目了然初阶》中最早提到汉语言的统一问题。他主张把南京语音作为“各省之正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文字”。

　　1895年,康有为《新学伪书考》提出语言大同的理想:“各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1897年,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在香港出版,该书是为“拼写土音”而作的,但是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于“北音”。标志着国语运动开始,并进人切音运动时期。1900年,王照《官话合音字母》在天津著成,他的官话字母以官话为标准音,强调“语言必归画一”,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作为民族的共同语,王照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①可见他就是主张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并且最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在民间进行推广。1哪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主张以北京音为标准实现国语统一,而且准备用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统一国语的工具。正是在吴汝纶的影响下,张之洞等人奏定的《学堂章程》中才把“官话”列人师范及高等小学课程。1哪年,劳乃宣著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和《重订合声简字谱》,主张先学好地方语音,从而可以更好更快地学习官话音。劳乃宣的主张引发了1以巧年清代末期文字改革的第一次论战,各种简字方案纷出,至少有14种。同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在日本出版,最早提出“普通话”(即“各省通行之话’,)这一名称,并且对这一新概念进行界定。到1910年,官话字母已经传习至13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官话”是一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在各个方言地区具有共通性的用语,概念虽然很明确,但是在具体的统一过程中,显然官话又缺乏明确具体的标准,而且“官话”一词还带有明显的官场用语的色彩,因此在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等三十二人联名对学部奏报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提出说帖,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1911年清政府学部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了王邵廉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为统一国语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措施,其中有审定音声话的标准、定音标等内容。不过这时的“国语”仍只是“官话”的代称,没有具体明确统一的标准内涵。同年,清王朝覆灭,该提案无法贯彻实施,但许多参与的学者仍然活跃在汉语改革与统一的舞台上,许多具体的理论建议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同年8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统一汉字读音,实施国语教育。12月,制定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要求审订国音(“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核定音素(“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翌年2月,读音统一会召开会议,依据清代李光地、王兰生的《音韵阐微》,将修改过的章太炎的纽韵文作为记音字母,审订了65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并在每个字下注明母(声母)、等(四呼)、声(四声)、韵(韵母)。所定的“国音”,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南北兼顾,除了以北京话为标准的阴阳上去四声以外,还把人声作为第五声予以保留。这种拼凑出来的语音体系,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它的语音基础,而且在推行国语的实践中,这种语音体系很难起到全面确立字音标准或者统一语言的作用,它的音系,后来被称为“老国音”。不久政局变动,各项决议悬置下来。不过,汉语共同语统一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随着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国语标准的逐步确立,“国语”一词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规范汉字的读音或者作为汉语统一的标准用语的意义。

　　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忧惧而死。教育界许多有识之士又鼓吹文字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为了解决共同语统一问题,教育界86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宣布成立,对加强汉语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研究会的宗旨就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1917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大会,蔡元培任会长。该研究会的任务有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语法辞典等书籍、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编辑国语杂志,同时该研究会还委托黎锦熙拟定《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到1920年,研究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一万二千多人。至此,一个统一的国语运动逐渐形成了。其目标就是推行标准语,统一民族的语言,与白话文运动合拍,并与新文化运动完全合并。可以说,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运动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语研究会在五四以前的工作,主要就是修订“注音字母”,深化“国语”音系的研究,促成“注音字母”的正式颁布。②在这场国语运动中,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的逐步确立。同时我们的语音学研究领域也一反以往汉语音韵学中厚古薄今的研究传统,吸取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验与方法,加强了语音发展中“史”的观念,在向现代语音学转轨过程中元明以降的近代音研究因为涉及到现代国音的历史源流,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大大促进了对近代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