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赞成在中国传播世界语，但明确反对废除汉语，反对以世界语代替汉语;他同意废除繁难的汉字，代之以简易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并亲自制订拼音文字方案;他对文字改革的长期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积极探寻汉字改良的途径。陈独秀对文字改革的探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的忘我精神，其改革方案中蕴藏的思想价值，都使之成为中国百年文字改革历史上值得记述的改革者之一。

　　关键词：陈独秀;文字改革;拼音文字;汉字改良

　　作者简介：王爱云(1971－)，女，山东无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编审。

　　陈独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家、革命家，还是一位著述颇丰、很有造诣的音韵学、文字学专家。陈独秀在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有：《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字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宗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干支为字母说》、《识字初阶》、《小学识字教本》、《实庵字说》等。近年来，学术界对陈独秀在语言文字领域的成就给予了充分重视，不仅将其音韵学、文字学的有关著述予以结集出版，而且对其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进行了很多研究瑏瑡。然而，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至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这种状况与学术界对同时期其他文字改革先驱者诸如钱玄同、胡适的文字改革思想所进行的充分研究也是不相称的。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陈独秀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探索作出梳理与评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赞成推广世界语，但坚决反对废汉语

　　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字改革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文化界由《新青年》杂志开始展开对文字改革的讨论。而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是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瑏瑢。1916年，一位叫T．M．Cheng的读者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询问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学后有什么用。陈独秀在回信中对世界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世界语，为人类今日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瑏瑣，表达了他对学习推广世界语的支持态度。

　　之后，在与钱玄同、陶孟和的讨论中，陈独秀解释了他推崇世界语的原因。首先，他认为语言是工具，重在统一。“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中国可利用世界语这一工具，输出“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以使中华文明“永远存在”。其次，他将世界语视为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利工具。他指出：“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全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再次，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肯定了世界语的存在价值。他指出，“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他承认各国各别之语言，依各国各别之民族心理历史而存在，但强调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并不是“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

　　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非常赞成钱玄同所提出的在我国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认为“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但是对钱玄同提出的废除汉语，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他却予以坚决反对。

　　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抨击中国文字的“罪恶”，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他疾呼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于废除汉字之后，代以何种文字，他主张“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这种主张，实际已不止是文字问题，涉及汉语言的存废问题。废除汉语，实际上就否定了语言与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精神传统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对于这种激烈主张，陈独秀不完全赞同，他把这一问题分为废除汉语与废除汉字两个层次予以分别对待，认为“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他赞同钱玄同对于汉字的认识，同意废除汉字，认为“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但他坚决反对废除汉语，“至于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这实质上是指出了语言与民族精神深切的联系，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所指出的：“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陈独秀虽然过于强调了世界语的政治意义和理想性，但对世界语与汉语关系的正确认识，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如胡适表示“极赞成”他的见解。而钱玄同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也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尤其是1920年以后，钱玄同认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这种理想太高，“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此后钱玄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可以说，陈独秀对世界语的支持和宣传，推动了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