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迄今已六十年。六十一甲子，是为花甲之庆。我作为它的早期编辑之一，为它志贺。

　　《文遗》六十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我国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或多或少可能都和这份刊物有一点联系，甚至有一段姻缘，成为几代人的记忆。《文遗》做出了它的成绩，作为曾经的编辑，会由衷地欣慰。但早期的《文遗》，也充满了风风雨雨，说起来，未免会有些许苍凉。物换星移，是免不了的，但早期的档案资料包括数量最多的审稿单、存档的刊用稿，上面留下的不仅是作者的笔迹，还有编辑修改的印记。这些经历“文革”以后，已片纸无存，编辑部历年精心购置的图书也大多下落不明。

　　《文遗》是作协古典文学部倡办起来的。编辑部就设在东总布胡同，人员从无到有，和作协一起办公。说起来，也是缘于老作家们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他们有旧学的修养，许多人还兼事研究，有专著。但终究因为刊物的研究性质，所以56年随着古典文学部的撤消而划归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了。也恰在这时，文学所也从北大改隶于中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就从东总布胡同直接迁到中关村的中科院社会南楼办公。文学所的所长就是原作协的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当时他也是文化部副部长。副所长是原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何其芳。《文遗》的主编陈翔鹤是原古典文学部的另一位副部长。也正是此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翔老（编辑部的人对陈翔鹤同志的昵称）说服我做了《文学遗产》的一名编辑。郑振铎和何其芳都很关心这份刊物，而翔老作为专职主编，更是为它付出了晚年的全部心血，直至“文革”中含冤去世。我们在回忆早期《文学遗产》时，是绝对不能忘记这位老主编的。

　　早期的周刊，翔老是主心骨，从创建编辑部、编委会，建立通讯员制度，以至订定编辑方针、计划，都出于他的精心考虑。许多重要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作协和后来文学所领导，也都支持他的工作，《文学遗产》的作者、老专家，也少不了由他亲自出马，奔走联络或写信，我们编辑部的人谁也不能替代他。为此，《光明日报》社给他拨了一笔车马费，但他都没有用，存在编辑部的一个公用账户上了。此外，编辑部还有《光明日报》给每期刊物支付的编辑费。因而文学所都知道《文学遗产》有个“小金库”，还为它是否合法问题闹过误会。这笔小款项，翔老提议作编辑部购置图书之用，编辑部成员也允许按月报销五元的购书费。当然，逢编委开会之类聚一次餐也是少不了的。当时，不知是谁还说过，有人问过会计室，说这类收入，会计是无法下账的，所以尽管有人贴了大字报，后来也不了了之。当时，东安市场和西单都有旧书摊，逢假日，我还随翔老一起去这样的旧书摊淘过书。平时，翔老也和我们一样天天来上班，不迟到早退。一袭布装，腋下夹着一个兰底花布包，里面包着文件资料或带回家看的稿子。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揺摇摆摆，极为慈祥而平易近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引领我走上编辑的道路，默默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他不说假话，尽管后来在刊物上也身不由己发了一些学术批判性质的文章，他也要求尽量地“摆事实，讲道理”，力求以理服人。尽管如此，翔老心里仍是很不安。1958年的“拔白旗”势头刚过，形势略有缓和，翔老就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两个刊物的联席会议上作检查，并向受到错误批判的专家学者道歉。翔老对年青人更是宽厚。我清楚地记的，57年“反右”我受到批判时，却从未听到过他对我有过声色倶厉的指责和批判，相反地，我从他的面色里，时时感觉到他对我的命运的关心。61年，我“摘帽”了，但按当时的方针仍必须“下放”内蒙。宣布那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慈祥地嘱咐我：“好好工作，不要放弃希望！”他对我仍然有期待，而我却差不多要掉下眼泪了。翔老为我还挨过大字报，标题是：“陈翔鹤同志为什么欣赏右派分子卢兴基！”这是我永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后来我听说他在一个会上听到宣布陈涌（我所现代文学研究组组长杨思仲）为右派分子时会失声痛哭，相信是真有其事的。但不想在文革中，他自己也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批斗。现在想来，那次我临别去内蒙前找我的谈话，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