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六十华诞即将来临。在这里，我想回顾先师王运熙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作为一瓣心香，表示自己的真诚的祝愿。

　　王运熙先生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他的许多精彩论文都发表于《文学遗产》。我翻检先生的文集，注明初载于《文学遗产》的有二十二篇之多（不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所载。1964、1965年载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的有两篇，则统计在内，因为那两年里副刊虽不由文学所主办，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包括外国文学研究，但主编余冠英先生、编委陈友琴先生是文学所的，他们和编委中的吴组缃、季镇淮、郭预衡三位先生原来也是文学所主办时期的编委）。这二十二篇里，有十五篇刊载于“文革”以前，那时《文学遗产》是以《光明日报》副刊及增刊的形式出版的；有七篇刊载于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之后，那已经改为今天这样的杂志形式了。

　　《文学遗产》第1期出版于1954年3月1日，到5月10日的第六期，就登载了王先生的《说黄门鼓吹乐》。此后直至“文革”开始之前的1965年，除了1963年，每年王先生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有时还一年两篇、三篇。到了1965年夏天，王先生和复旦师生一起，被驱赶到上海郊区去搞“小四清”，接着是“大四清”，1966年夏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之内，王先生与其他先生联名发表过关于屈原和洪皓《江梅引》的两篇文章，和中文、历史系教师一起注释过《天问》、《天对》，参加过校点《旧唐书》、《旧五代史》，但没有任何个人的文章发表。可以说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研究。这是一位视古典文学研究为生命的学者的无奈。而《文学遗产》也是“文革”一开始便被迫停刊，为刊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主编陈翔鹤先生也受尽迫害，饮恨而逝。待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在复刊的第一期上，就又发表了王先生的《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王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载于2005年第5期的《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巧得很，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是论刘勰的，内容上也有相通之处。这一年先生八十大寿，弟子们和复旦以及上海市的有关单位都为先生举行庆祝。回顾先生初次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才29岁（虚岁），至此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先生的学术历程，可说都有《文学遗产》相伴在身边。“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能不说是休戚相关么？真是值得回味啊。

　　王先生发表于《文学遗产》的文章，篇篇不苟，都是精心之作。我们知道，先生早在二十多岁时，就以六朝乐府研究而蜚声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后来转而对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中其他方面的研究，又从事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几个方面，都有精彩的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