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这篇文章已有数月之久，每一临纸，辄思绪纷发，不知从何下笔。直到学校放寒假，终于可以闲下来，从容品味和静静回忆。

　　我把复刊以来的《文学遗产》全部搬出来，放在办公室地板上，按年份顺序排好，眼前便出现一座书城。然后一本一本打开，每一册都让我回忆起当年的阅读和往事，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写作冲动便油然而生。

　　打开第一本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号，绛红式封面，刊头用郭沫若字（1997年后改为集苏轼字），当时为季刊，但复刊号到了6月才出版，所以该年才出了三期。那时，我在中山大学读本科三年级，对于古代文学已有明确而浓厚的专业兴趣。在学期间我订阅了《文学评论》（1978年复刊）和《文学遗产》两份杂志，这一订就是30多年。当时，《文学遗产》每期0.8元，现在听起来非常便宜，但我那时每个月只有10元的助学金，订两份杂志其实是很“奢侈”的开支。同学问我为什么要订这两份杂志，我很认真地对同学说，我想以后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同学听后笑而不语，我当然理解他们的想法。一个连正式论文都没有写过的大三学生，居然想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确实不知天高地厚，但这的确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文学遗产》复刊号，目录上列的作者是：闻一多、林庚、郭绍虞、夏承焘、徐朔方、季羡林、王运熙、王季思、傅璇琮、邓绍基等先生的大名，都是让人仰望和崇拜的大家、大师。也有极个别像葛晓音这样的“年青的同志”，显得特别珍贵，所以该期的“编后记”还特别予以表彰。

　　1985年第3期是很普通的一期，但对我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虽然是篇短文。当时我已经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我坚持细读《文学遗产》上的每篇论文，同时又有所思考。有时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一些文献的理解与上面论文所述不一样。1984年第2期上廖仲安先生的《沈德潜诗评述》中解释沈诗“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认为后句用了唐王建《新嫁娘》诗意。我对此句典故出处的理解与廖先生不同，我认为此句用的是《战国策》“卫人迎新妇”之典。我便把质疑写成读书札记，题为《“新妇”用典之我见》，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没有想到此篇简短的读书札记很快就发表了。在拙作之后，是刘世南先生的短文，他对“新妇”用典的意见与我完全一致。该期同时还发表廖仲安先生《对吴观澜、刘世南同志意见的答复》，可见编辑部对此审慎的态度。虽然发表的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札记，但让我信心大增，从此，与《文学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篇短文发表时用了一个笔名叫“吴观澜”，取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意（后用这个笔名在《文学遗产》上发表3篇文章）。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我差不多每年都有一篇文章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在很长时间里，我有幸差不多每年都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这两大刊物上发表论文。发表时各有侧重，内容偏重“史”的论文投到《文学遗产》，内容偏重“论”的则发到《文学评论》。由于《文学评论》与《文学遗产》两家刊物崇高的地位与巨大的影响，而且有专业的、高层次的读者群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在上面发表论文，可谓是“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就本人而言，则有一种“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的荣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