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濒危语言系列报道之三：蒙古语族之康家语、东部裕固语”的采访结束后，记者在西北的脚步并未停歇。因为另一个同样丰富的题目吸引着记者一行继续追索，这就是我国境内突厥语族中的数种濒危语言。为了走近它们，了解它们当下的真实境况，记者一行从祁连山下来到天山北麓，又走入被称为“金山”的阿尔泰山，一路疾行、探访，一路记录、观察。

　　在寻访中，记者亲身感受到，这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经历着深刻变迁，居民的生产、生活今非昔比，与外部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密切。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步入现代化转型之路。

　　记者所到的地方，仅仅是我国境内的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地域的一角：东到黑龙江省嫩江流域，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突厥语族的空间跨度巨大。在西北地区尤其蕴藏着突厥语族的“富矿”。语言，并非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还是情感的纽带，是连接着今人与历史和祖先的“记忆长线”。突厥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讲述着“草原时代”的辉煌与艰辛。这些今天分布在西北各地的语言，无不烙印着其族群在千百年历史中长途迁徙、创业艰难等经历，凝结了历代祖先的智慧与情感。在此意义上，语言也是一场场演变、一次次交流、一回回淬炼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记录者。

　　然而，它们之中的多种语言已呈现出濒危态势甚至走向消失。虽然其走向濒危的原因各有不同，濒危程度各异，不过，总结起来，这些语言使用者的居住特点常常是“大散居、小聚居”；语言往往没有文字；使用者数量偏少，甚至整个民族（或族群）的人数就只有几千人甚至更少；与其他民族的族际婚姻使得下一代不再保有纯碎的母语，等等。那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必然走向“无声无息”的消失？也许，答案并非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

　　在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如何保留和延续民族（或族群）的语言文化等，是摆在这些民族（或族群）乃至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拯救濒危语言，并不意味着拒绝其他语言。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记者听到，不少学者乃至普通民众都表示，抢救、保护濒危语言，与学习、掌握汉语乃至外语并不矛盾。

　　因此，面对上述陷入濒危困境的语言，我们并非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是可以以一种积极、理性的态度，采取适宜、有效的保留、传承、延续民族语言的行动。

　　调查、研究这些濒危语言使用状况的学者，可以说是这场保护的先行者。在采访中记者感到，完成对这些语言真实使用情况的“摸底”工作，是“对症下药”的第一步。

　　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北，这些语言的调查工作是辛苦的。调查者需要深入田间地头，走进百姓家中，去往各级学校，不仅路途遥远，有时候还需要克服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样方能获得那些保留在口头上和记忆中的真实。数十年来，几代研究者一直在传递着这把“田野精神”的火炬。今天，虽然调查工具、交通条件等已经大为改善，但是不怕吃苦、迎难而上的精神没有变。

　　“在喀什地区调研时，正值当地穆斯林的斋月。乌孜别克族在斋月时白天禁止吃喝，只有晚上开斋后能够饮食。因而在白天开展工作对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是很大的挑战。”乌孜别克族学者阿达来提饿着肚子开展调查，这仅仅是他们所遭遇的诸多困难的一个缩影。

　　正是有了这种深入基层的调查，才能摸清真实情况，学问才有源头活水，提出的政策建议等才更有针对性、建设性。记者的此次采访，也从学者的实地调研中获益良多。向深入田野的学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