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不幸逝世。在1月23日一个黑色的星期六，一个寒流充塞天地，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他走了，留下了比寒冷更令我们战栗的伤痛。

　　在纪念傅先生的时候，我体会有以下几方面:

　　傅先生早年的挫折是他一生的财富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生于1933年11月，少年时代即是才子。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此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化大革命”，不仅把前一辈的学者像扫落叶一样摧残殆尽，对傅先生这样的新学人，在学生期间就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刚毕业留校的傅璇琮先生，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牵联而受到审查。两年后，又因参加乐黛云、裴斐为首的文人“反党小集团”被打成右派，并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不久又“贬谪”到中华书局，极像唐代一个新毕业的进士，因为与朝廷中某个被彻查的官员有来往，就被莫名其妙地一贬再贬，尝尽了人间的寂寞、白眼和牢愁。这是傅先生的不幸，也是傅先生的大幸，是他一生的财富。

　　首先是贬谪带来的时间和空闲，使傅先生因祸得福地在文史领域博览群籍，专心致志地埋头业务，发愤著书。他先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2008年又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授。其间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秘书长，规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历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终于在学问、人品上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学界的领袖和泰斗，在其长达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任何荣辱、得失、工作繁忙，都不能影响他在一个看来为人作嫁的地方，做出许多开风气的创造性的研究。他是一个奇迹。

　　傅先生的著作多着眼于政治、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故能发千古之覆，具有开风气的创造性

　　傅先生一生撰写、主编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如《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代诗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唐翰林学士传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　等古籍整理著作，参与主编　《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校笺》《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等等，都有前无古人，五丁劈山的气魄、力度和大眼光。

　　一个作家的“资料汇编”。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傅先生不畏艰难，做了“杨万里范成大”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开辟了中华书局资料汇编的先河，成为有功于学界的一大特色。他出版的一些研究著作，很多都是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政治制度与文学体制着眼的。如《唐代诗人丛考》重视诗人群体的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重视政治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李德裕年谱》更是深入到“牛李党争”的内部，揭示了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斗争、互相倾轧的黑幕。因此，弄清真相是傅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只有在文献和历史的基础上弄清真相，才能发千古之覆，谈得上对文学的理解。

　　这一点，他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学时说得尤为深刻。他说:“陆游南郑从军诗百余篇失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原因，归于政治的压迫，王炎罢官，幕府解散，陆游离开南郑前线。这百余篇诗因受到王炎政治悲剧的牵累，无法入集;陆游自己在　《东楼集序》　中说“欲出则不敢”;“不敢”时间一长，埋在他心里的作品就佚失了。这是政治事件对文学的损害，不论是对陆游，对南宋诗坛，以及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从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出发，我们就可以体会陆游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中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的一种渺茫之感。由此我们知道过去对此诗的评论赏析，往往不着边际。

　　千古情同，我猜想，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考察诗人集团时，也许他想到了现代政治运动中一个又一个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