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6：“中央一号文件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1979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凤阳县小岗队18个农民包产到户的壮举，率先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不准落户口一“黑户口”一社会主义“依存户口”　　

　　在既往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词典里，“包产到户”在宪法里找不到支持的释义。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红头文件中也找不到明确根据。三中全会发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有两个明确的“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但这个文件也能让人看到改革的迹象：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农村政策，农民只看到了“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包产到户不准落户口，“到组”的“也可以”，也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啊。

　　“也可以”的“包产到组”随即开始撕破“两个不许”的禁锢。到1979年国庆前夕，“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农村已成不可遏制之势。此时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将三中全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几经修改，去掉“草案”二字，作为37号文件正式下发。　　

　　修改后的《决定》，把“草案”中的“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中央红头文件中，语气如此和缓的“也不要”，此前罕见。这小小的文字修改，给农民打开了一条门缝，“包产到户”从这条窄窄的门缝挤出去，虽然是“黑户口”，但开始了“野蛮”生长。　　

　　千百万农民挤在门缝等待出去，中央也在争论中为打开大门努力。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著名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虽然“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前，有“在那些……”等限制条件，但这些限制条件事实上说的中国农村的现状——斯时中国有哪个地方敢说自己不是“贫困落后地区”呢？“包产到户”开始有了“准生证”。不过，“户口”要这样上——文件规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户头是归在“社会主义”下，而成员的身份则只是“依存”，使这个户口上得多少有些不理直气壮。

　　文件的模糊容易产生歧义。于是，在文件的贯彻执行中就难免各取所需：赞成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贫困落后地区”，可以搞；反对者则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不能搞。赞成者说，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当然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则说，文件说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现实逼着中央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再发一个文件成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