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

    在中国，古典学撩起人们巨大而广泛的兴趣。但这毕竟是西方人自己的“国学”，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古典学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西方古典学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

　　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就算没去地中海国家游玩过，跟着《蜜月杀机》也能叩开帕特农神庙的大门，在《角斗士》里身临罗马竞技场倾听那原始野蛮的厮杀呐喊；更不要说，在人生不期而遇的磕磕绊绊处，总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儿翻出一两句作为心灵抚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仍在以各种方式同我们的现实交织在一起，而一代又一代人不住回望并试图和那个时代所有知识进行连线的努力，使得西方古典从来没退出过人们的视野。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古典学在西方的确没落了，他们的学者一边高喊着“谁杀死了荷马”，一边忙不迭地为古典学把脉，忧心忡忡起它的未来。而在中国，古典学更像是个初登场的“新秀”般，撩起的是巨大而广泛的兴趣，大家围绕着“它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与死者的对话”

　　“古典学”这一概念在汉语里很容易引起误解，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家裘锡圭先生就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典学，当然，他是用“古典学”这个词来统摄“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国内常用权威辞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未收录“古典学”这一条，对“古典”的解释无外如下：一作名词“典故”解；二作形容词解，释为“古代流传下来的在一定时期认为正宗或典范的”。

　　英文“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源自拉丁文里的“classicus”，取“高级、优越”之意。相传古罗马公民按照财产多少被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最高最富有的等级就被称作“classicus”。公元2世纪，《阿提卡之夜》的作者、罗马作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第一次用“classicus”来形容“典范的、优秀的希腊作家”。文艺复兴时期，该词被用来称呼所有古希腊罗马作家。欧洲传统上用具有更广泛意义的“philology（语文学）”来表示“古典学”，18世纪以来则更多用德文“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词，指对古希腊罗马文献文物和历史的研究，既包括文字也包括涉及文物的考古工作。

　　古典学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时间差当中的事情

　　古典学的定义在西方古典学界确有过争议，用语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如今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古代史研究专家晏绍祥就表示，有时会包括埃及学、亚述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基本上，自18世纪末以来总的趋势认为，古典学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古希腊罗马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这些“方方面面”正如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Beard）在《古典学》一书中介绍的那样：“所涉及的不止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实际遗迹，建筑，雕塑，陶器，绘画。它还涉及古代世界所写的，如今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仍在诵读和辩论的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和历史。”

　　如果说，古典学研究的是发生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漫长时间差当中的事情，那它就不仅包括我们与古代世界的对话，也包括我们与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与古代世界进行过对话的前辈的对话。古典学可以说是一系列“与死者的对话”。最先发起这种对话的“前辈”可不是现代人或近代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曾在伦敦大学获古典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他介绍说，研究古典的源头可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缪斯殿堂（常常讹译为“博物馆”），旁边又新建了一个图书馆，当时希腊最优秀的学者集中在这里，对公元前5至前4世纪甚至更早的文献进行版本的校勘、整理，留下了丰富成果。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同样是希腊史研究专家的陈恒看来，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荷马史诗》两部各24卷的整理、编定，即由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完成，成为现今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希腊文本。

　　晏绍祥也反复强调，对古典的研究从古代已经开始，“所以德裔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er）在其《古典学术史》第1卷就讨论了希腊化到中世纪时代的学术；英国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Edwin Sandys）的《西方古典学史》第1卷，甚至从古典时代有关史诗和修辞的研究说起。”

　　希腊化时代开创了研究古希腊文献的兴趣和传统，因此被视为古典学奠基的时期。“这种兴趣一直没有断过，即使是在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黄洋认为这从两个线索可以看出：一是拜占庭帝国和基督教修道院里对古典文献抄本的传承，一是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和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