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与利之争，并被视为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它对政坛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成为令人诟病的痼疾。

　　自唐末五代至北宋仁宗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嬗变过程。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传统政治中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若干新特点，影响了宋代政治走向。

　　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和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社会长期安定繁荣，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评价。

　　宋仁宗是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祖宗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仁宗在位期间，朝廷多士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基本构成了宋仁宗亲政后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可视为宋代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宋代许多名臣巨子都曾阐述礼义廉耻、忠孝气节对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重要作用。杨万里说：“用宽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岳飞的名言更是震烁古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于净化官吏头脑曾经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