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汉学家罗哲海出版了其代表作《轴心时期的中国(儒家)伦理学——就其迈向后习俗思想突破的理论重构》,在此书“为道德寻找基础”一章中,“孟子的天性论”得到了重点讨论。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出版了《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一书。跟罗哲海一样,朱利安也是围绕着“道德奠基”这一话题,将孟子与欧洲启蒙时代的哲人置于对话平台上。

　　然而,两位汉学家却由相似的问题域得出了理解歧出,又具有鲜明对照性的结论。考察他们对孟子的具体诠释,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欧美汉学界内部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层分歧。

　　“轴心时期”的孟子伦理学

　　罗哲海是站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期”的宏大视野中展开解读的。他将先秦儒家伦理置于传统习俗伦理崩解的时代背景中,强调它是应对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产物。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建构,包括孟子在内,都处于“具有世界史向度的早期启蒙新纪元”之中,通过反思和超越性,它们在思想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儒家并没有像“前儒家文献”那样从超越性的上帝、天那里为伦理学寻求终极凭据,儒家的“道”是由人自行主动培养。然而,儒家伦理学却同样获得了“后习俗”层次的批判立场和对于现世习俗的超越。尽管在孟子那里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天”的位置,但是,孟子绝非意在复兴对于“天”的古老信仰,而是更倾向于依靠个人的自制和自尊。

　　为了论证道德的基础存在于人的天性中,孟子对人类天性之道德活动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描述。《孟子·告子上》记载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仁义内在与否”展开的四个回合论辩。告子强调“义外”,亦即认为道德只是他律、习俗性的规范,并没有内在的人性基础;孟子针锋相对地批驳告子,正是要说明道德根源于人类的深层心性结构。总之,孟子以人心中存在道德发端的理论和道德现象学把握住了伦理学的一个关键:人类具有不依赖传统,仅靠自身而发展出道德的可能性。尽管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存在论证不当的缺憾,但是其意在直接从天性中推衍出道德,进而保护和发展人类心中存在的自动趋向于道德之自然天赋的方案却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