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变迁,家庭问题日趋复杂化、家庭成员的需求也开始多样化,这就决定了家庭政策的方向不再是用简单的行政管理方法去治理社会,而是要依赖于扎根于社会之中、贴近群众、贴近需求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发展专业化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服务。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在发达国家开始流行。其主要倾向是建立一种把决策制定(掌舵)和决策执行(划桨)分离的体制。政府设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先后目标,并担任制定政策、建立激励机制、监督合同执行等职能;与此同时,把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所谓服务“外包”和政府购买服务就发轫于此时。

　　与西方国家类似,中国也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和家庭服务需求,如养老、抚育,原来几乎完全由家庭担负的职能已经显示出难以为继的困境,急需政府制定政策以动员多种力量给予支持。

　　从2012年起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家庭发展状况的调研,除去早期曾调研沈阳、哈尔滨、鞍山、酒泉、遵义、句容、杭州、宁波等地,在2015年还专就家庭发展的服务体系这一命题,选择了家庭服务业正搞得轰轰烈烈的上海(虹口区)和广州两个城市进行调查和探索。通过上海和广州的家庭服务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国内的家庭服务体系已开始显露雏形。其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

　　诞生了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专事提供家庭服务的组织形态。例如,广州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上海以项目带动的、主要提供家庭服务的社会组织,其肩负的责任就是把国家和社会对家庭的关注和关爱加深、放大、操作化并传递到目标人群。虽然体制内的街道、居委会也肩负着类似的职能,但是就投入的精力及常规化和专业性而言,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应该远大于传统的居委会组织。

　　服务主体呈现多元化。许多国际经验表明,多元化是家庭服务体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广州和上海,我们不仅看到了政府(包括街道和居委会,也包括GONGO——政府管理下的社会组织)、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也看到了市场组织的出现和作用,如上海浦东专事家庭问题咨询的机构“小矮人”。虽然市场在家庭政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家庭服务体系朝着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在发展,看到了各种服务主体在摩擦中发展并在发展中彼此相互适应。

　　开始致力于满足家庭需求的多样化。随着社会变迁,家庭问题日趋复杂化、家庭成员的需求也开始多样化,这就决定了家庭政策的方向不再是用简单的行政管理方法去治理社会,而是要依赖于扎根于社会之中、贴近群众、贴近需求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发展专业化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服务。民间社会组织在发现需求和满足专业化服务的能力方面显然要优越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