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间分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本体更为复杂，依靠单一方法无法完全揭示社会的奥秘。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可能更加有用。面对这些方法之间的争议，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摆脱认识论和方法论“纯正性”的束缚，采用多元主义的态度，拒绝方法滥用、方法歧视等，始终紧扣研究对象的特性与研究目标，才可以正确选择和科学使用这些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主义/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作者简介：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关于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论及新进展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研究方法论之争影响甚著，并扩展和波及整个世界。方法论多元主义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①在中国，关于研究方法也有多次争论，且最近几年，这一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较早的争论主要解决了对概念和定义的分歧。经过争论，关于质性研究，国内学者基本上认同陈向明的定义，即以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②量化研究是指运用统计学、数学或计算机技术对可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或者可以把量化研究定义为：通过把研究对象的结构特征转变为可测量的变量，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数学模型揭示各变量之间真实关系和事物本质属性及验证理论和假设的研究活动。③

　　其后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方法的特点及优劣之争。沃野等人认为，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有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④研究程序、数据收集方法、叙述方式和具体分析工具。蒋逸民区分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在哲学基础、研究目的、研究路径、表现形式、主观性成分等方面的差异，⑤卜卫则从研究观点、研究环境、研究策略、研究类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五个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⑥这些差别构成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使得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应用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但最近的争论显示，无论是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质性研究一方和量化研究一方在一些问题上仍然缺乏共识。

　　一种争论是，中国社会的特性适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有学者提出，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兴盛有其历史和问题的根植性。“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之所以会以量化的经验实证取向为主导，这主要根植于美国现代社会的均质性特点”，“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社会高度的反均质性”。⑦这种说法引起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中国社会复杂性不适合均质方法的观点，几乎可以断定是对当代计量方法过于陌生而导致的误读”。⑧

　　质性研究一方批评量化研究一方“缺乏人文学养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会使一切基于中国的量化研究降格为对西方学术的机械复制与模仿”，而量化研究一方批评质性研究一方“无力与世界进行学术对话，转身逃避到古典文献的某个角落来自我神圣化”。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着眼有偏，有“加深成见的危险”。⑨

　　关于两种方法是否融合，有学者认为，人文和科学方法本质上有不可兼并之处。兼容可以是个人期许，但作为学科，不一定有这种绝对的需求。⑩

　　那么，在方法层面，两种方法是否只能割裂？再向上追溯，以上种种争论反映了什么样的认识论或者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元主义的态度

　　质性研究范式与量化研究范式之争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各种明显区别，(11)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和变化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社会。换言之，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面对着两把完全不同的锁，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打开“上帝之锁”，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则是打开“人类众生之锁”。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复杂多变，这源于构成社会的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复杂性。

　　第一，人的多重存在方式。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重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12)也有学者把人的属性划分为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13)人的多重属性非彼此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位一体”的存在，(14)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及其行为的复杂性。

　　第二，人的多维存在空间。自然物质的存在状态取决于物质属性及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温度、湿度、压力等)，也就是说，只要在相同的物理环境中，同类物质就会呈现相同的形态。而人类的存在方式更为复杂，一个人通常是身处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如城市)和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制度等)的三维空间。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取决于这三维空间的结构形态，以及他在这个结构形态中所处的位置(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是每一个人基于其所处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建构起来的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系统。三维空间结构形态和位置关系对人的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导致人们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三，人类的掩饰倾向。一个人的言行、表露的情绪是否反映了其内心的真正动机和真实感受？事实上，人的内心世界难以观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目的和真实感受的倾向，甚至以假象隐藏真实动机，这种掩饰倾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着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困难。

　　第四，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为了研究的需要，常常对人性做出假设，(15)例如，假设人是具有理性的(即使是有限理性)，一般都有可循的行动逻辑，尤其是当人们把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内化(如宗教信仰)或感受到的约束(如制度规制)和激励(如经济利益)足够大时，人们的行为就显现出程式化，大量的正式社会规范造就了高度的规律性。(16)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还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17)有一些人经常会做出非理性行为，或者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会出现偶然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很难归入研究者们提出的人性假设和行为模式。这也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人和人的行为如是，由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和由人的行为聚合而成的社会现象也就更为复杂。研究对象越复杂，对其进行逻辑解析和意义阐释的难度就越高，对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务的挑战就越大，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就越难以达成统一。

　　在认识论层面，社会科学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自然科学领域，认识论的变革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轨迹，具有递进性、融合性和唯一性，最终都能得到科学家们的一致认同，并会带来自然科学的飞跃式发展；社会科学则不同，在任何时代都有多种认识论同时并存且具有排他性，始终未能建立一套得到普遍接受的认识论，而是存在大量的分歧。(18)社会科学研究的不仅是一个客观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主观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具有主观内核的客观世界，当主观活动面对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主观内核)时，就会出现很多可能性，这或许就是认识论之惑产生的原因，也或许就是社会科学没有发现“绝对真理”的原因。歧见和争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常态，不同的认识论都有各自认识世界的概念体系和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如量化研究方法秉承客观主义的本体论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质性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则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特征。(19)即使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秉承不同认识论的研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即使得到相同的结果，也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不是研究者做出了怎样的解释，而是人们是否会接受这样的解释，或者愿意接受哪种解释。这种状况不仅给社会科学研究者造成很多困惑，也经常使社会问题研究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