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论述《艰难时世》与功利主义关系的时候，以往的一些研究存在着流于表象、以偏概全的弊病。一方面，有人过分贬低狄更斯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指责他对功利主义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有的批评家把英国功利主义视为铁板一块，将边沁代表的早期经典功利主义等同于功利主义的全部，因此，他们只是泛泛地论述狄更斯反对功利主义，却没有确切地说明他反对的到底是哪一种功利主义。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认为狄更斯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认识是相当全面和准确的；他真正反对的是以边沁为代表的早期英国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大幸福原则；人性自私论与利己主义伦理观；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过度的理性化倾向，而他对边沁思想的批判，与晚期经典功利主义的代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边沁思想的修正颇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狄更斯；功利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艰难时世》

　　作者简介：赵国新，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维多利亚时代初期(1837-1850)，正值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野蛮上升阶段，自由放任的政策大行其道，经济剥削骇人听闻，劳资矛盾异常尖锐，各方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也开始呈现出批判社会现实的趋向：关注阶级矛盾、反映底层疾苦、探索救世良方的现实主义小说蔚为大观，跃升为创作的主流；阶级结构、社会运动和道德氛围成为作家着力描写的对象，①这种新的特性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中叶出版的工业小说中——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工业小说，就因为它们取材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劳资冲突。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本杰明·迪斯雷里的《西比尔》、查尔斯·金斯利的《奥尔登·洛克》和乔治·艾略特的《激进分子菲利克斯·霍尔特》均为其中的名作。②

　　在上述六部小说当中，《艰难时世》最具哲理性。其他五部小说均以劳资冲突为直接描写对象，《艰难时世》则不同，它只是从侧面间接描写了劳资冲突，它着力发掘和批判的是造成劳资冲突的社会思想：边沁式功利主义。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边沁式功利主义是当时工商业资产阶级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在《艰难时世》问世的19世纪50年代，它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艰难时世》最有争议性，关于它的艺术水准的高下，历来见解不一，然而，对于它的反功利主义立场，却始终无人质疑。

　　不过，在论及它与功利主义关系之时，应当指出，先前的一些研究明显存在认识不足乃至严重误判的问题。一方面，有人过分贬低狄更斯，认为他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不够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例如，著名学者诺曼·佩奇就提出，该小说的主角葛擂硬的观点不属于功利主义：“将葛擂硬的观点等同于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因为功利主义者并没有将‘功利’(utility)这个词最狭隘的意义当作政治和社会原则。”③狄更斯研究专家菲利普·柯林斯认为，葛擂硬的“事实论”不属于功利主义，葛擂硬及其同党的言行是对边沁思想的片面理解：“葛擂硬及其同党……的确代表了那一时期社会生活和教育中的重要冲动，它们被称为功利主义，实际上它们是对边沁思想的片面理解。”④另一方面，有人则把英国功利主义视为铁板一块，把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同于英国功利主义的全部。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研究者只是笼统地论述狄更斯如何反对功利主义，而没有明确指出，他到底反对的是哪一种功利主义，即便有人提到狄更斯反对的是边沁式功利主义，他们也没有注意到，狄更斯在反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同时，又与小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功利主义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其实，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早期和晚期之分，二者之间差异巨大，如果仔细剖析《艰难时世》，即会发现，狄更斯反对的是以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为代表的早期经典功利主义，而不是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晚期经典功利主义，他在小说中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批判，与约翰·穆勒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修正颇为接近。

　　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要义

　　杰里米·边沁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旧式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的反对者，敌视基督教的无神论者。他主张修正司法制度、改造监狱、改良教育、改革政府，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由此可见，他治学的初衷不是致力于思辨，而在于经世致用。不过，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引起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他的上述设想在生前无从实现，直到他死后才逐渐得以落实。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832年)，英国王室、土地贵族、议会各派经过激烈博弈，通过了选举法改良法案，大批边沁门徒由此得以进入下议院，操控了政策制定和咨询委员会，发起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大力清除贵族阶级在司法、行政、经济领域的影响，结束了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贵族寡头统治的局面。就此而言，边沁的功利主义确实发挥出创设现代英国社会制度的功效。

　　边沁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它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充分表达了强势崛起的资产阶级自由自在地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让市场来决定生产、交易和分配，政府只需提供服务，尽量减少干预。与这些经济主张相配套的，还有他的利己主义伦理观、注重实效的行为准则和过度理性化的思想倾向，它们齐心协力，为冉冉上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量身打造了一种注重效率、无视公平的人生哲学：精于算计、利益优先、罔顾道德、摈弃理想、藐视宗教，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家残酷无情和粗鲁无文的社会人格。

　　边沁式功利主义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所倡导的“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所谓多数派原则。其大意为：衡量一部法律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给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衡量一个人行为的对错，就是要看它能否给当事人带来最大的好处。“所谓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如果利益相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就是个人的幸福。判断一项行为的对错与否，根据它是否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幸福。”⑤这里所说的“功利”，作为“获取幸福的工具”，就是“物质利益”的委婉说法，也是这个词最狭隘的含义。由此可见，诺曼·佩奇的观点——功利主义者并没有将“功利”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意义当作政治和社会原则——是错误的，在边沁的笔下，“功利”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立法原则，也是个人行为准则。

　　以“快乐”和“痛苦”为衡量幸福的标准，这种做法承袭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人性论，体现了自培根、贝克莱、休谟、洛克、霍布斯以来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一贯看法：感觉经验才是认识事物最可靠的工具。与此同时，边沁还继承了那些经验主义者、特别是霍布斯对人性自私的看法；霍布斯认为，追求快乐、躲避痛苦是人类的本能，自私自利是人类行为唯一的动机。边沁功利主义就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利己主义特征。用边沁功利主义的辩护士纳索·西尼尔话说，利用最少量的劳动和肉体克制，尽可能多地获取必需品、方便和奢侈品，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功利主义……不许为良心发作留下任何空间，也不必顾及慷慨、怜悯、同情、自我牺牲、仁爱等人性的冲动。⑥支撑这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伦理观的，是边沁的个体主义学说。边沁要求伸张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和专制。在他思想形成的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只是政治附庸，真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寡头，后者要求人们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与此相反，边沁等功利主义者既不教人服从，也不教人谦卑，他们要求人们从利己主义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⑦按照边沁的逻辑，既然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那么，只有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社会利益才能顺势上扬。由此可知，在他的心目中，个人利益要高于社会利益，这在《道德与立法的原理导论》中说得非常明白：“共同体(社会)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⑧“不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社会)的利益便毫无意义。”⑨

　　在经济上，边沁与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到了1830年左右，边沁功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合二为一，相当于同义词了。狄更斯在很多小说中极力挖苦的“政治经济学家”，指的就是边沁式功利主义者。实际上，在鼓吹经济自由放任方面，边沁常常比斯密还极端。例如，当时商业投机盛行，高利贷活动猖獗，对社会危害极大，有鉴于此，亚当·斯密呼吁政府出手干预，这让边沁非常不满，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作《为高利贷辩护》，反驳亚当·斯密，呼吁高利贷的合法化。他在文中利用斯密本人的自由市场理论去反对斯密的干预主张：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决者，既然人自己能够决定生产、供应和购买的内容，那么，立法者就不应该干预个体的选择，政府也就无权过问信贷利率的高低，由市场来决定好了。⑩斯密对此心悦诚服，欣然接受批评。

　　边沁式功利主义最让人诟病的，是机械生硬、过度理性化的倾向：蔑视宗教，精于算计，忽略精神，轻视文艺。边沁是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门徒，服膺理性主义，笃信无神论。在他眼里，基督教就是文明的诅咒、迷信的渊薮。他强调幸福快乐，鼓吹个人优先，宣扬自私自利，也有反基督教的用意，因为后者赞美自我克制、强调牺牲奉献。这种过度理性化倾向还有一种表现，即强调对痛苦和快乐的数量算计。它给不同的快乐明确地规定了价值，因此之故，他的哲学经常被说成是一种计算哲学。(11)他的幸福计算法并不复杂，先加减，后乘除，用快乐的总数减去痛苦的总数，再乘以人数。当然，也要参考快乐的几个属性：强度、持久性、确定性、近似性、丰富性和纯度(没有副作用)。在计算过程中，数量是唯一的考察标准，物质性价值是唯一的衡量对象。(12)这种幸福计算法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逐利逻辑的全面渗透，衡量社会生产、甚至评判人性都走向了数据化，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算数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工具，使用者将算数视为一系列的加加减减：贱卖贵买的成本差额，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投资与回报之间的差额。杰里米·边沁及其追随者堪称此类理性最一贯的倡导者。在他们看来，甚至道德和政治都受到这些简单计算的支配……据说，对人性的衡量也会得出其负债和收益数字，就像生意场上的计算一样。”(13)

　　边沁功利主义的过度理性化特征还表现在，崇尚物质进步，忽视精神价值，尤其否认审美和诗歌的存在价值。边沁说过一句名言：如果针戏(一种粗俗的游戏)给人带来的快乐与诗歌给人带来的愉悦相等同的话，那么，它就与诗歌相等值。边沁如此贬低文学，他的功利主义也因此被贴上了市侩哲学的标签，托马斯·卡莱尔干脆称其为猪猡的哲学，道理很简单，如果快乐真的像边沁说的那么重要，人就可以像猪一样心满意足地活着了。(14)

　　边沁式功利主义在《艰难时世》中的体现

　　在同时代人中，狄更斯最服膺的是散文家和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艰难时世》的创作，深受后者的思想影响，因此，他把这部小说题献给卡莱尔。在19世纪的英国作家当中，卡莱尔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激烈，与之相比，就连马克思都显得温和。他挖苦边沁式功利主义、讽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工厂立法，改善工人待遇，凡此种种，都得到狄更斯的热烈响应，这些内容在《艰难时世》中或隐或显，均有体现。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为主人公起了“葛擂硬”这个名字，影射边沁式功利主义者。葛擂硬不仅在社会上宣扬边沁式功利主义，还在生活中用它来教育子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路易莎与庞得贝的婚姻，只有利益交换而毫无情爱，这给路易莎带来了无尽的精神痛苦，她差一点和纨绔子弟私奔，身败名裂；儿子小汤姆长大后变成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小人，最后因作奸犯科逃亡国外，身死异乡。对于边沁式功利主义的那些核心原则，作者用生动的讽刺手法、辛辣的嘲讽语言，极尽揭露和批判之能事。

　　在葛擂硬创办的学校里，“毁人不倦”的边沁式功利主义教师麦却孔掐孩(M’chokeumchild，意为“让孩子们窒息”——笔者注)与学生朱浦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狄更斯利用这场思想交锋极为形象地攻击了最大幸福原则的荒诞和虚妄。麦先生问道：“现在，比方我们的课堂是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五千万金镑。这是不是个繁荣的国家呢？第二十号女生，这是不是个繁荣的国家，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15)显然，麦先生是痴迷于数字、推崇物质进步的人物，他对英国的现状是相当满意的，当然也期望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不料，对底层的艰难生活有着切身体验的朱浦却回答说：“我想我没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了这些钱，是不是有我一份。但是这个与那个问题毫无关系。这个答案与数目字的计算无关。”(16)

　　葛擂硬的得意门生毕周是边沁利己主义伦理学的典型代表。他从葛擂硬学校毕业后效力于庞得贝的银行，“执掌着包打听和告密者的荣誉职司。”(17)此人“头脑清醒，小心谨慎，考虑周密”，(18)“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极冷静地精打细算的结果”。(19)这种高度理性化的做事风格源于他自私自利的性格，他对别人“毫无热爱和感情”，(20)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他父亲死后，他满意地查明了她母亲在焦煤镇有受救济之权，这位了不起的青年经济学家就紧紧地抓住这条原则不放，替她维护这项权利，于是从那时起，她就给关在养老院里了。”(21)这个头脑冷静到残忍程度的不孝之子每年只给他母亲半磅，但即便如此，他还觉得自己意志薄弱，因为，这种行为与边沁宣扬的个人主义背道而驰：“一切赠予都会使(接)受者不肯奋发有为，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变成穷光蛋。”(22)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哲学激进派的市场经济原理和利己主义人性论：“因为他对于那种商品的唯一合理的交易是，买的时候钱花得越少越好，卖的时候价钱要得越高越好；因此，白送礼物未免太不值得了。哲学家已经证明贱价买进高价售出是人的全部天职——不是人的部分天职，而是全部。”(23)

　　小汤姆逃走后，毕周为了立功，一路追踪，将其抓获。葛擂硬斥责他忘恩负义，他却理直气壮地答复道：“我这颗心只能为理性所左右，老爷，不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左右。”(24)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葛擂硬传授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人性本来自私等理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狠狠地训斥恩师：“但我相信你知道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建立在个人利益上。个人利益这种说法任何人都听得进。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握的东西。人性本就如此。这番道理我从小在学习里就听熟了。”(25)葛擂硬无言以对，只好提醒毕周，自己曾经花费一番心血帮他念书，请他开恩，放过小汤姆，毕周则振振有词地反驳：“我实在奇怪你会采取这样一个绝对不能成立的观点，我从前是花了钱念书的，这不过是桩买卖；我离开学校这买卖关系也就完了。”(26)这个说法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出发，将人际关系简化为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完全符合葛擂硬的边沁式功利主义哲学：“葛擂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都得出钱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或者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该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那么天堂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地方，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了。”(27)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小说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者”这样的名词，出现较多的则是“政治经济学家”和“(激进)哲学家”这样的字眼，不过，在狄更斯时代，边沁式功利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就是一伙人。庞得贝的纺织厂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产物，这家血汗工厂条件差，工时长，工资菲薄，仅供糊口，其运作方式完全依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和工资理论：劳动力的多寡由市场决定，工人的工资只够维持工人及其家人生活的基本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再多了；狄更斯通过庞得贝的嘴，道出了这条市场法则的残酷性：“这些家伙，叫他们做多少工就给他们多少钱，到此为止；这些家伙必然要受供求律的支配；这些家伙若违反了供求律，就陷入困难。”(28)如果工人试图打破这条法则，要求改善待遇，庞得贝就污蔑他们“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调羹喝甲鱼汤，吃鹿肉。”(29)

　　在边沁式功利主义思想异常活跃的焦煤镇，人们的宗教情感十分淡漠，教堂虽然盖了不少，但都建得马马虎虎，各个教派来建教堂，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传播信仰，结果这些教堂被建得不伦不类，实用气息十足，很像堆放大宗货物的栈场。这里人无论贫富，都对基督教兴味索然。只有边沁式功利主义的敌人——利他主义者布拉克普儿和瑞茄——才是虔诚的基督徒。尤其是布拉克普儿，更是把基督教视为生命的支柱，在掉入废弃的矿井之后，他正是凭借自己坚定的宗教信念，才一直活到最后，临终之前，他又发扬基督的宽容、仁爱精神，原谅了陷害者。狄更斯通过塑造布拉克普儿这样一个任劳任怨、充满仁爱、反对暴力的角色，表现了他试图以基督教精神去调和阶级冲突的意图，这就是“他一直在文章、演讲和通信中重复的核心思想——雇主和雇员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信任和尊重，因为他们谁也缺不了谁，而且双方的和谐是整个国家繁荣兴旺的全部希望。”(30)正是在这种阶级调和论的推动下，狄更斯批判边沁式功利主义漠视宗教的过度理性化倾向。

　　葛擂硬的数字偏好和“事实”哲学也是边沁式功利主义过度理性化的具体表现。开篇伊始，狄更斯就安排葛擂硬来了一段著名的夫子自道，暗示他是边沁主义的忠实信徒：“先生，我叫汤玛士·葛擂硬。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一个讲究事实、懂得计算的人。我这个人为人处事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数问题。”(31)人性也好，幸福也好，本来是极度模糊的东西，只能通过感性才能体验到，但在诸如葛擂硬这样的边沁主义者那里，却成了能够运用理性精准计算的对象。

　　上文提到，保罗·柯林斯认为，葛擂硬的事实论不属于功利主义，其实，他没有看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狄更斯在小说中大书特书的“事实”哲学，表面上与边沁式功利主义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二者又近乎同义反复。首先，“事实”哲学体现了后者注重数字计算的倾向，因为，“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事实’也意味着追踪数据和数字的风尚，这些事实甚至被用于概括和剖析贫困人口的不幸和苦难。”(32)其次，“事实”哲学还影射了边沁式功利主义者理性务实、力求精准的立法精神：“大部分标志性社会改良性质的立法之前，都需要大规模地调查需要改进的状况，一些重要的边沁主义者，以科学的头脑和高度理性化的分析精神，不遗余力地搜集事实，基于这些事实汇编成蓝皮书，由他们所在的委员会发布，在推动和宣传司法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3)

　　狄更斯还多次批判边沁式功利主义忽视精神价值的倾向，揭露这种极端理性主义如何贯穿于葛擂硬学校的教学活动。从小说的第二章可以看出来，凡是与艺术、想象、心灵相关的东西，都被排斥在课程之外，不准念儿歌，不准讲童话故事，甚至读诗也成了罪恶。狄更斯还设计了一个滑稽的“桥段”，让一名政府官员对学生发表了一段荒唐可笑的议论，以突出这里敌视艺术想象的立场。此人强烈反对用画着马的花纸来糊房间，反对用带有鲜花图案的地毯铺地，理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们见过马会在墙上走来走去吗？”(34)“事实上你们是不能在花儿上面走来走去的，因此也不能允许你们在有花的地毯上走来走去”。(35)按照同样的逻辑，“你们并没有看到奇奇怪怪的鸟儿和蝴蝶飞落在碗盏上，因此也不能准许你们在碗盏上画一些奇奇怪怪的鸟儿和蝴蝶。”(36)人们只能使用不带任何艺术性想象的花纸和地毯：“上面是一些拼合而成的、能够证明的、并可以说明的几何图案，和略加改变的几何图案(它们的颜色全得用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口味。”(37)这个小官僚虽只在这里露了一面便不见了踪影，但他并非是多余的人物，他的出场具有强烈暗示意义：过度理性化的功利主义不但是学校的教育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士·穆勒是边沁的忠实信徒，也是理智万能论者。据说，正是出于边沁的怂恿和建议，老穆勒早早地严格教育儿子，准备把他培养成为功利主义的接班人。(38)与葛擂硬学校中的小学生一样，小穆勒自幼接受高强度的学理化训练，没有享受到童年的快乐：三岁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在同龄人童蒙未开之际，他已经涉猎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了，到了8、9岁，他开始和父亲对谈希罗多德和柏拉图了，但老穆勒不让他学音乐和诗歌，正如葛擂硬反对孩子看马戏、读诗。到了二十多岁，他与葛擂硬的女儿路易莎一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具体原因不详，他在《自传》中没有交代，总之，他开始质疑边沁的思想；他大量阅读威廉·华兹华斯等人的诗篇，滋养心性，培育情怀，这才度过危机。此后，他着手修正边沁的功利主义。

　　边沁去世一年后(1833年)，穆勒匿名发表文章《论边沁的哲学》，挑战边沁的人性自私论。他批评边沁对人性的看法过于简单，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异常复杂的，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而边沁只看到了物质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人的精神和情感因素，从而对人性得出了非常悲观的结论，认为自私自利才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1838年发表的《论边沁》一文中，他的批判愈加严厉，他说边沁目光短浅，只看到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他只是带着最庸俗的眼光去看待人类，”“把生意当作人类事物的全部内容，”“他在作品中根本不承认良心的存在，”(38)他看不到人类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穆勒还写道：“我想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取快乐而把心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39)显而易见，他的快乐观与边沁的利己主义人性论是完全对立的。

　　针对边沁式功利主义过于理性化这一特征，他提出的应对之道是，人应该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取得平衡，甚至可以让情感超过理性：“这个时期(指精神危机期间——笔者注)我思想上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我不再把外部条件的安排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训练当作唯一的重要因素。……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现在我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40)

　　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这条原则的潜台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穆勒对边沁的多数派统治理念持有批判态度，因为这样做忽视了少数派的声音，有违民主、公平原则。他在《自传》中写道：“把全部权力给予多数派而不是按得票数字给予按比例的权力，因而最强大的政党得以排除较弱小的政党，后者的政见无法在国家议会上陈述，它们只能在各地偶尔不平等分配到的机会发表意见。”(41)

　　在边沁那里，幸福没有层次高下之分，幸福的多寡与物质财富的多少联系在一起，快乐也没有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区别，穆勒则不然，他认为幸福具有多元性，人应当尽可能多地追求幸福，但应当追求高层次的幸福，物质财富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穆勒不反对追求肉体快乐，但他认为，精神快乐要优于肉体快乐：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更好。

　　为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穆勒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边沁的经济理论，从坚定拥护边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自由放任学说，转而支持政府应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他开始认识到，政府是否干预市场，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国家的干预能够促进社会福祉和进步，那就有必要制定法律法规，及时介入。例如，通过立法来限制私有财产的数量，实行遗产税累进制，立法济贫等等。对于这些主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的中译本序言中对此总结说：“(小穆勒)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人类福利的关注和容忍的精神；从而对他先前服膺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之为哲学基础的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了修正……穆勒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利主义，也没有对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失去信心。但他理解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对于利己主义的自发功利作用发生怀疑。于是在《原理》中就出现了接受对现行制度的某些改革的主张，甚至容忍这些改革所可能带来的政府对于私人经济行为的干预。”(42)正是因为这种大胆修正，社会史大家特里威廉甚至认为，约翰·穆勒的思想是半社会主义的。(43)

　　相比之下，不难看出，小穆勒对边沁思想的这些修正与狄更斯对它的批判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不能像保罗·戴维斯那样，将小穆勒与边沁相提并论，仿佛二者毫无区别，我们也不能像哈罗德·布鲁姆那样，只是笼统谈狄更斯批判功利主义，将狄更斯对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批判等同于他对整个功利主义的批判，从而忽视了边沁与小穆勒之间的思想差异。

　　雷蒙·威廉斯在分析工业小说时写道，狄更斯在描写焦煤镇这个典型的工业资本主义城镇之时，是以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9)为思想蓝本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狄更斯在谴责焦煤镇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思想时，他心里想到的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44)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狄更斯在创作《艰难时世》之时，心里想到的应当是边沁、老穆勒、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而不是小穆勒，因为他抨击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而小穆勒在写这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时已告别早期功利主义了。

    参考文献：

　　①⑥(12)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73,p.17,p.117,pp.117-118.

　　②(44)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 Inc.,1960,pp.94-118,p.106.

　　③Norman Page,Hard Times by Charles Dickens,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5,p.38.

　　④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Education,London:Macmillan,1963,p.158.

　　⑤⑧⑨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9页。

　　⑦Elie Halévy,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trans.Mary Morris,London:Faber & Faber Ltd.,1928,pp.314-315.

　　(14)Tim Mulgan,Understanding Utilitarianism,Stockafield: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2007,p.15,p.15,p.22,p.15.

　　(13)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1)(34)(35)(36)(37)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66、66、130、130、130、130、130-131、131、131、314、314、315、315、176、80、4、8、10、10、10页。

　　(30)(32)(33)彼得·阿克罗伊德：《狄更斯传》，包雨苗译，北师大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37)Roger Crisp,Mill on Utilitarianism,London:Routledge,1997,p.2.

　　(38)Ernest Albee,A History of English Utilitarianism,New York:Collier Books,1962,p.197.

　　(39)(40)(41)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建、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7-88、88、150页。

　　(42)陈岱孙：《中译本序言》，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Ⅱ页。

　　(43)G.M.Trevelyan,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ish Social History,Vol.4,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52,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