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主体性是人在其伦理行动中所展现出的自主的、能动的与合目的性的地位与特性的综合性范畴。儒学以其治世的文化特质而对主体性思想揭橥甚深。宋明理学继承了先秦儒学在阐扬主体性时的“身”与“心”两个维度。相对于程朱理学较为注重人的行动的理据和根由，阳明心学则既注重美德所从出的人的内在良知即“心灵”，同时也颇为注重人的道德行动展开的直接现实性基础即“身体”；在本体论上则显示为，自觉在气论中展开其心学演绎，建构一种即主体即本体、既重价值型塑又重现实关怀的道德哲学新形态。

　　关键词：主体性；身体；心灵；自然；工夫

　　作者简介：张新国，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

　　宋明理学内部思潮的发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较为注重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渐变到较为注重工夫修养的实践。这个思想历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即注重学问对现实的人的身心素质与境界的提升，用阳明的话叫做“讲之以身心”，以期达到心灵对身体的出于自然的而非外在强制的宰制。从行动哲学的视域看，其实质在于注重道德理性通过主导人的身体行动来开显存在的意义。理学家常用“自然”来形容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在王阳明思想中，所谓“自然”主要有两重含义，一种可称其为“本体”义，即儒家伦理要求人的道德行动自然地而非被迫地合于法则；另一种可称其为“境界”义，亦即儒家讲的“自然”往往是指人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即自然的、自在的、合乎本性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效验。如果说前者较多指向主体行动之前，后者则较多指向主体行动之后。阳明主张致良知的本体工夫，亦即主张人以其形而上的本然良心指导其具体的生活实践，这一指导落实于人的最切近的存在——身体，王阳明追寻这一包含了思与行的实践系统运作的必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更广的视域看，即追寻“作为思考的、行动的统一性(unity)”(威廉斯，第52页)的主体性。这显示出阳明心学行动理论注重融自律、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一、身体与心灵

　　杨儒宾认为，传统儒者所讲的道德意识从来就不只是人头脑中的意识而已，而是带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他认为这种生命力如果用中国哲学或者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气”。他说：“人身的活动及知觉展现都是气流注的结果，气的精华流为七窍，特别可以成为良知之开窍；而身体一般的展现也都因有气脉贯穿。”(杨儒宾，第326页)他认为这是人的身体较为自然地与人的道德意识活动过程同步展开的内在原由。这里有两重意义需要注意：一是儒学始终认为人的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是连续的，并认为这一个连续体的实际载体即是气；二是人的形体即身体是人的最直接的、现实的气，亦即上述所言连续体的集中体现。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灵与广阔的自然世界交接的中枢。

　　这样来看，人的心灵、身体与自然世界的同频律动对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必要性。儒家念兹在兹的“天人合一”在这里可以得到最显要的证明。杨教授上面讲的身体之气的流注与人的道德意识的同步性，实际上阐述的首先是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节律对于人的心灵自由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库德隆认为，所谓身体的自由不过是准确观察大千世界的生物节奏，在尊重这一生物节奏的基础上而与这个世界同步地生活。人们只有充分尊重时间性才能够更接近自由本身。库德隆指出自由并非来自与时间相对抗或者逃避时间，相反是接受时间对人的活动的必要限制，接受时间的亦即自然的节奏与法则。他说：“寻求身体节奏与宇宙节奏的同步能使我们真正自由地生活。”(库德隆，第188页)心灵的、精神的自由是古今中西思想家论证的焦点，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心灵的、精神的自由还不够，身体的自由往往被确证为更为真实的自由。就构成同一个主体性而言，身体与心灵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身体具有自然历史性即时间性。正是这一时间性构成身体的具体性，而具体的身体的存在需要以顺应自然节律为前提。归根结蒂，人的心灵的自由根源于经由身体而与自然的节奏相一致。

　　宋儒讲，相对于万物，人乃“得其秀而最灵”，即认为人在气禀上即形体上的卓越是人心灵贯通的究极原因。而在阳明看来，只是这样讲还远远不够。在陆九渊本心论的基础上，阳明进一步将心本体化，并从宇宙论上论证人为天地的心以及天地万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他认为老百姓的颠沛困苦与我们自身的疾痛是直接相关的，他说：

　　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王阳明全集》，第79页)

　　阳明一开始便将良知预设为人人本具于身的精神主宰。在他看来，人不仅与天地万物在本源上是一体的，而且人还是天地万物的构成性基础，即天地的心。以此观之，我们应当对他人的艰难疲苦有切肤之感。阳明还指出，对人的苦楚无所知觉，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不必思虑就能知道、不必学习就能做到的亦即先天具有的良知。圣人有良知，愚不肖的小人也都同样有良知。人的良知，不因地域与时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果人们都能够专注致良知，就自然能够是非得宜、好恶得当，就能够像感应到自己的事务一样感应到别人的事务，像尽心处理自己家庭的事务一样处理国家的事务，进而能够在实际上做到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所谓平天下亦导源于此。

　　关于良知，阳明指出人的良知是自然生生不息的“天植灵根”(同上，第101页)，只是由于被人自身的私累戕贼蔽塞而不得发生。在阳明看来，良知是天地在人的形气中植入的“灵根”，它本来就具足了不断生发万物的功能。阳明这里所说的“生”不是存有意义上的“生出”，而是基于其开显万物对于人的意义而言的“呈现”。良知虽然先天地具有这样的性能，但在现实中往往被人的私欲遮蔽雍塞，所以难以展现其呈现万物的意义。故而，阳明学主张通过学习来求取行动的普遍法则。如他说孔门之学在于“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同上，第75页)。阳明认为，孔孟之学的枢要在于将学问精神落实和体现到日用常行的言语行动之中。很显然，这一落实和体现的实质在于人的道德意志对行动的主导。故而他说：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王阳明全集》，第73页)

　　阳明认为，致良知并非什么神秘玄幻的事物，而是展开在日常生活接人待物的具体行动之中的。阳明将道德的是非之心即人人同具的普遍法则诠释为良知的核心要义，因此以所谓“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加以例证。致良知是遵循而非违背人的存在法则的事务，他指出，如果是强求人的能力之外的事务，就都不属于致良知，也就不可能致来真知。他认为孟子讲的劳筋骨、饿体肤等是在顺应人的道德存在规律的意义上讲的，所以称得上是能致来真知即良知的正当途径。可见，阳明不仅强调心灵对于身体的主宰作用，同时也突出身体修炼对于获得纯粹道德意志的重要性。而这里的身体修炼与佛道循空蹈虚不同，指的是生活当下的具体事为。

　　可见，从主体性的视域加以考察，阳明心学兼具“心灵”与“身体”两重要素，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体系性，不仅强调心灵特有的思维主宰功能，而且强调为身体所独有的践形功能。究极言之，阳明对身体的重视导源于他在本体论上对气的理解，即他认为气论与仁学——即其良知学——是浑融无间的。正因为如此，阳明讲良知不仅具有价值范导功能而且同时具有生生化育功能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