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会科学研究，总要处理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另一层关系也应引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那就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遵循理论符合经验的逻辑的话，那么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则要遵循一种差异逻辑。

　　理论与理论间的关系长期被忽视

　　一般来说，人们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来实现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连接。通过归纳法，人们可以从经验知识中总结出一般的规律，进而达到理论的高度；而通过演绎法，人们则可以从抽象的理论导出具体结论，进而放到经验中去检验。

　　归纳法的兴起要归功于培根，他对这一方法的提倡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尽管休谟对归纳法的怀疑使得这一方法的哲学根基显得不那么牢固，但并不妨碍我们由此获得大量的科学知识。康德则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各自的作用划定了界限，区分了先天（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先天知识可以不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获得，而只通过演绎来进行知识的生产，例如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而经验性知识则需要将感官的杂多归摄到先天的知性范畴下才能获得，这就需要归纳法来发挥作用。

　　尽管这两种方法在历史上有各种纠葛，但是在如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开篇都要提到这对“兄弟”。例如，风笑天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到了华莱士的 “科学环”。这个“科学环”上端是“理论”，下端是 “观察”（可以看作是经验），以这两端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环状结构。而归纳法和演绎法就像这个环状结构中的搬运工：归纳法负责从下往上的通路，将经验知识转化成理论；演绎法则负责从上往下的通路，将理论转化成经验；而中间的通路则是两者相遇的地方，从经验得来的知识和由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从而证明或者证伪理论。

　　似乎只要遵循这套逻辑，知识就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然而事实上，以经验和理论、归纳和演绎为基本要素构筑的这套逻辑却忽视了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理论是一种凸显差异的“符号”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强调一种差异化的逻辑，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这个概念代表什么，而在于这个概念不是什么。有了差异，才能有概念的存在。假设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对这种颜色的命名，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这种颜色不是什么来对其进行界定，只有至少存在两种颜色之后，才能产生差别，我们才能分别对这两种颜色加以命名。这种差异化逻辑也可以应用到构成符号的另一方面——声音。与某个语言符号相关联的一个声音只有在与其他声音的差别中才能找到自身规定性。所以，对于语言符号，我们不能仅从声音（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关系来考虑，更应该从声音与声音、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考虑。

　　如果我们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声音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类比，不难发现，如果仅考虑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就会忽视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面对同样的经验现象，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不同的理论在彼此的差别之中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就像不同的概念在彼此的差别中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一样。“科学环”完美地展现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发展越来越困难时，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会更多地受理论之间的差异化逻辑的影响。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开始涌现，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各门学科的开山鼻祖们为学科的发展勾勒出了一些基本线条，而后世的学者则不断将这些轮廓加以细化描绘，一幅幅内容丰富细致的学科画卷不断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幅理论的画卷竭力反映我们所生活的经验世界是怎样一种状态，致力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连接。然而，理论的发展总是会面临阶段性的瓶颈，这时，不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就会更多地注意理论的细部刻画，而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别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被不同理论学说之间的差异性逻辑所取代。

　　理论学说都由有着自身情感、意志的研究者提出，只有在与其他理论的差别中，理论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理论必须与经验符合，这是所有研究者达成的共识，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的首要目的即在于追求理论的差异。不同理论学说通过差异化逻辑形成各自规定性的同时，也“塑造”了诸多观点独特的研究者。所以，就像语言符号区分了混沌的观念和声音一样，不同的理论学说分割出了不同研究者的存在。如此，理论也成为一种“符号”。

　　理论生产的“符号化”致使理论脱离经验

　　理论这种“符号”有没有可能脱离经验而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这和鲍德里亚笔下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鲍德里亚认为，在一个丰盛的时代，消费的符号价值会脱离使用价值，甚至会反过来规定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颠倒的关系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复杂、多面的社会现象为研究者“摆弄”经验以创造不同理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理论发展越来越精致时，不同的研究者通过对经验材料不同方面的强调而提出不同的理论学说，以彰显自身的存在，这时，不再是经验规定理论，而是理论“摆弄”经验或者说理论创造出了不同的“经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再遵循 “科学环”中所显示的逻辑，而是在理论的差异逻辑中独立完成自身的代谢。

　　高校的学术评价制度使得这种符号逻辑的作用更加凸显。例如，在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创新。但对创新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研究者理论上的 “做作”，通过标榜一些概念来彰显研究的独特之处。这时，理论的生产不是直接来自经验，而更多来源于研究者的制造。

　　学术会议也为理论的符号逻辑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所。在学术会议上，往往一人先发表观点，发言结束后必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这种发言与回应的机制在学术刊物上也有所表现。不同的学术研究者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前往往要先找到学术批判的靶子，然后“想方设法”地提出与这个“靶子”不同的观点。这时理论观点的提出不再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追求与“靶子”的差异。

　　对于理论生产脱离经验束缚、不再遵循真实性原则，而是在彼此的差异中相互批判、不断更新的“符号化”倾向，尤其值得研究者警惕。

　　（付来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