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孙妙凝 通讯员江湄）宋代新兴的士人阶级及其文化形态是宋代之于中国史的重大意义之一，而“宋学”乃是形塑宋型文化的主干。一方面，近20年来，宋代学术、思想、文学史研究处于范型和方法的变化之中，面临较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家又共同认识到，必须突破“文学”、“史学”、“哲学”等现代学科分界，才能真正阐发宋学以及宋代士人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内涵。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宋学与士人文化——方法论的反省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室、三联书店学术分社协办，汇聚了来自文、史、哲三个学科、从事相关研究的20余名中青年学者。

　　研讨会首先由《文学遗产》副主编张剑发表引言，他批评研究者已经习惯于套用一些新的现成模式去组织史实，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往往千篇一律，在既有的研究规范下越做越细，日益丧失反省和提问的能力。有的研究者紧跟西方学者之后“解构”经典文本及其传承，这并非学术探索精神的体现，恰恰相反，是追随西方学术时尚而丧失了主体性。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唐宋变革论’与宋代学术、思想、文学研究”，由《历史研究》副主编路育松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指出，对“近世性”的发现和强调乃是“唐宋变革论”的魂魄，尽管有照搬西方历史进程之嫌，但在对唐宋文学的研究和阐释中，“近世性”视角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她的观点引起大家对“近世性”定义以及宋代文化是否具有“近世性”特征的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认为，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已经使宋代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了，他强调，研究唐宋变革和转型，还是应该以“学”为重点，对宋代思想文化演变的外缘性解释要和内在思想脉络的解释相结合。浙江大学历史系吴铮强提出，我们首先应该自问研究宋代士人文化的动机和情感状态，以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判断宋代乃至中国士人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以“求真”来回避研究者主体自觉的问题。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刘成国论述了宋代儒道复兴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环节即“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吴光兴重新讨论了“古文”在唐宋文学转型中的角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郑永晓进一步探讨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