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世界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和“中国热”已然兴起。

　　然而，由于“译事三难”、译法不当、译道不通，我国的许多经典还是没有很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国人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微。如1995年启动的包含一百多种古代汉语典籍翻译的《大中华文库》，虽然成绩斐然，但相应的出版物，除了向海外的馈赠和外国的少量象征性购买以外，多半于国内图书馆置于高阁。又如杨宪益夫妇所译的《红楼梦》，虽然被不少人视为精品，却遗憾地很少现身于海外的高校图书馆和私人书斋。他们若有《红楼梦》译品，也多半是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翁婿（D. Hawkes和J. Minford）的译本。

　　可见，中国典籍的外传，关键在于“怎么译”。经典外译可分为“宏观译事”和“微观译事”。“宏观译事”主要是政府、机构、出版社等对某作品的翻译和推广的有关国际调研、洽商、组织、监管、操纵、评估、经营等具有政治和经贸意识与意义的活动；“微观译事”则指译者自己对委托人意图的把握，对原作主旨和章回及语句意义的深切领会，对双语和相应双重文化的通透贯通，以及最后的从一文字到另一文字的具体转换。一部作品的翻译和外传是否成功，决定于宏观和微观译事的双重因素，上述诸多汉语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其低效之症结亦在于此，即仅仅止于文字处理，而与此相关的“宏观译事”却成为汉典外译的天然屏障。

　　考虑到英语语言“国际普通话”的地位，所谓汉典外译，默认的解读就是将中国书籍英译。这种“外译”，与中国翻译外文书籍完全不同，后一种状况，在特定情况下，就算是翻译得不对、不好、不巧，也几乎都会“疯传”。以误译闻名的林纾之译作就是一例。反过来，前一种情况，却往往遭遇对方的推三阻四。就算翻译得很对、很好、很巧，几乎也没人购买。上述杨译《红楼梦》就是一例。

　　若要改变此僵局，就要改“我要译”为“要我译”。“宏观译事”若做得好，情况就必然迥异。如以莫言等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国际传播，便是成功案例。至于人们对何为翻译的理论研究，以及具体词句移译的种种技巧讨论，可谓百舸争流。眼下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的“文化派”，更多关注翻译活动的文化（传播）性。翻译者除了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和翻译技巧，还要精通两种文化的异同，此外，还要理解和尽可能保值地再现作者的语篇主旨、语篇风格、语句意图、词句风格、积极和消极修辞风格。据相关论者的观点，翻译一篇文本必须做出牺牲，此时就只能“丢卒保车”。比较而言，形式是“卒”，意义是“车”。“得意忘形”就是此意。假如字面意义是“卒”，寓意（联想意义、引申意义、隐喻意义）就是“车”。假如意义是“卒”，意图就是“车”。再假如这一切都有悖译入语文化以及译作在该文化中的有效传播，那么它们都是“卒”，译入语文化则是“车”。失败和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认清何为“卒”又何为“车”。书案边的译者，往往因为囿于形式的“卒阵”而不能自拔，裹足于词义和语义的“八卦阵”。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读到霍译本后，承认自己夫妇只是“逐字对照文本”。而霍译则大胆“归化”，即英美化那些过于中国化的言辞内容，自由增删，臻于化境。